一直以来，作家张行健都是靠着手里的两张王牌在临汾文坛称雄的：一张是他获得的人民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学奖等诸多耀眼的奖项；另一张就是他扶植出的一批批文学新人……
记者：可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十余年间，临汾市较之于其他兄弟地市，作家之稀少，局面之沉寂，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事实。可以说，填充这一漫长阶段文学空白的应该是您的小说创作、乔忠延的散文创作和之后从临汾这片故土走出去并崛起于文坛的青年作家李骏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今年金秋时节，李骏虎“斩获”鲁迅文学奖，确实是令人振奋。您先谈谈你们3个领军人物吧。
张行健：乔忠延和我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二十余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作品，先后获得了山西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和冰心文学奖，今天就不多论述了。骏虎的小说，立足现实，却丰富诡奇，他以作家的心智和敏锐的洞察，留意着身边的风俗，关注着千变万化的世界，他奋争于生活之中，却又不断超越自我，他能从对他烂熟于心的奋斗经历和身边生活中脱离出来，做一种全方位的俯瞰和眺望。纵观他的中短篇作品，都有着独具匠心的构思、深刻悠远的立意、浓墨重彩的生活氛围和多角度全方位的叙述方式。从乡村走出来的李骏虎还是钟情于生他养他的临汾这片故土，他的乡土题材的小说还是占了他创作的相当一部分，那种有着本土文化色彩的原生态的展示，那些生动的富于传奇的故事，加上他刻画的细致和艺术氛围营造的到位，让人情动于衷难以释怀。临汾——山西——全国，李骏虎用他的心智、聪明、机敏和勤奋，走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文学之路。
记者：有人说，临汾的作家处于青黄不接的态势；也有人说，临汾的作家少归少却非常的精锐。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请您谈谈临汾的这支创作队伍目前到底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张行健：临汾的小说作者们一直把小说这种体裁看得格外庄重和神圣，故而也以庄重和虔诚甚至神圣的心态对待生活琢磨小说。不少作者小心谨慎到了极致，一个中篇小说连写作带修改能侍弄好几个月，而长篇小说居然前后花费几年十余年的功夫。他们默默无闻孜孜不倦，如同这片土地上的农民默默耕种自家的土地，守望着土地，唯恐误过了每一个农时和季节。这支小说队伍里有：宋建中、马毅杰、郭林、孟黎明、韩峰、贾辽源、潘文军等。宋建中、马毅杰、郭林和孟黎明几位可以说是中年作家了，沉稳的性情、含蓄的性格使他们能够沉潜下来，对生活的冷静思考，往往大于他们的创作。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又使他们有了较宽泛的写作素材。较之于以上几位，韩峰、贾辽源、潘文军等人要年轻一些。
记者：今年春天，我市女作家李云英的《官运魔方》曾经在临汾文坛溅起层层涟漪，请您谈谈《官运魔方》以及临汾的女作者队伍吧。
张行健：在临汾的小说作家队伍中，女作者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这不仅仅表现在她们对生活仔细的观察中，对事物缜密的过滤中，还有绵密的细腻的思索和细致入微的表达。男性作家涉猎不到的艺术触须恰恰是女性们淋漓尽致充分表达的地方。
李云英的《官运魔方》是一部特色小说，在这部十几万字的长卷里，作者用后现代的手法展现了一场政治与文化的闹剧，用诙谐、戏谑、嘲讽、调侃的语言讽刺了地方当政者的荒诞、腐败、好大喜功。作者用泥沙俱下式的情感宣泄，用无须节制的大肆铺排，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恶与情感立场，酣畅过瘾地展现了现代社会的浮躁情绪，当权者的媚上、文化人的媚俗以及各色人等的大闹剧。这种为文和这种语言成了李云鹰的行文风格。
久居吕梁大山深处蒲子地的李红英，可以说有一定的文学天赋，她有很好的艺术感觉，有属于她的那种文学性的表达。她内敛甚或怪异的（不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性情，似乎天生就是一个写小说的材料。朱忆湘和沈秀娥都在《黄河》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代冰洁是女作者中更为年轻的一位。最近，《平阳文艺》发表了女作者赵玉亮的《香火》，反响还不错。
记者：散文不同于小说，从本质上不同，小说可以把作者包掩起来让人物和情节来说话；散文则是通过独特个性的思想感受和艺术途径去和读者对话交流。请您谈谈临汾的散文创作队伍吧。
张行健：临汾的散文作品像临汾这片土地一样厚重凝炼，钟灵隽永，她既有悠久历史的传承，又有对当下的敏锐和感悟。近年来较勤奋和活跃的中青年散文作家有王晓鹏、高建录、高树德、高乾、张宏健、王军、崔海昀、李云霞、黄英、米文俊等人。
王晓鹏的散文在倾力书写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把心血和满腔的爱抒寄在痴爱的山地上。高建录近年来的散文创作也可圈可点，文笔朴实、自然。高树德的散文颇有特色和颇具个性的，文笔隽永，立意悠长，并且有浓浓的文学韵味儿。临汾近年涌现的更年轻的散文创作者张宏健、崔海昀也各具特色。侯马女作者李云霞和襄汾女作者黄英、米文俊等人，在散文创作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李云霞生动细腻的文笔和黄英汉赋一般铺排的激情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者：诗歌是文学的精魂，临汾的诗歌创作队伍又如何呢？
张行健：说到临汾的诗歌创作者，首先应谈到青年女诗人裴彩芳，她的长篇叙事诗《益母草》写得凄婉动情，忧伤感人，她把叙事、抒情、达意三者之间融汇得水乳一体，用她那种“裴式”表达，尽情而凄美，别致却淋漓。中年诗人张润所骨子里面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还有他鲜明的情感憎爱，他用纤细的诗歌做着挑战和对抗。同张润所一样，青年诗人范晓军对诗的执著是感天地泣鬼神的，诗和空气、粮食、水一样，已经牢牢地成了他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杭战勋已有十余年诗歌创作经历，他写诗，不图发表，不图出版，只把诗歌写作作为自己的一大爱好，调剂自己枯燥的新闻工作。赵炯是一位资深的中年诗人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诗歌创作。李霞的诗清新、明丽、雅致；何妮大学期间就是一位活跃的学院诗人。她“提倡”把真实朴拙之美重新归还于诗的本质。认为“诗歌会让人侧耳听到雪的声音，会让美的掌心爬出一条春天的青藤。”孙忠晓已先后在《星星诗刊》《散文诗》《诗歌月刊》等刊发了百余首诗作。
读孙忠晓的诗，颇觉清风指拂面，又感到醍醐灌顶，有鲜活的艺术触须、深刻的隐逸色彩，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气质。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从平阳崛起的作家群落中的骨干们，擢升为一颗颗山西文坛耀眼的明星，成为“晋军崛起”中的主要将领和中坚力量。您为大家谈谈那个平阳文学的“黄金时代”以及平阳文学的下一个春天何时到来？
张行健：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耳熟能详作家的名字和那一篇篇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作品……张平的女性系列小说《祭妻》《姐姐》《像河流一样的泪水》和《血魂》；周宗奇的《新麦》《黄金心》《母亲，您为什么要走》和《清凉的沙水河》；李锐的《丢失的长命锁》《指望》《古墙》和其后的《厚土》系列；韩石山的《行路难》《晨雾》和《猪的喜剧》以及贺小虎的《在婚姻介绍所门外》等，构成了那一时期的不仅仅是临汾也是山西甚或全国的文学景观。
临汾文学的春天说来就来了！

 

记者 刘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