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别有病，只是一种一厢情愿。但凡食五谷的人，一生中总有或多或少次要与医院打交道。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已成“公开的秘密”的红包现象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国家卫生计生委20日发出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在二级以上医院就医，医患双方要签署协议书，承诺不收和不送红包和贵重礼品。显然，从媒体和网友的反应来看，这一新规定仍难以消弭此种情绪。

医护人员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既失德，也违法。实际上，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下至各家医院的管理制度都有明令禁止的相关规定，我们也时常可以看到行业部门采取的一些不可谓不严格的措施，而红包现象之所以会成为久治难愈的痼疾，绝不仅仅是医生护士单方面的医德问题，一些患者家属也会主动找门子、塞红包。日前，一篇名为《医生“红包”那些说不清的秘密》的新华社文章，就对形形色色的收送红包行为进行了剖析。丧失职业道德，明示或暗示患者家属送礼的毕竟是少数，尤其在高压之下，这种行为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是“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人情社会，不愿随波逐流很容易被视为另类而边缘化。相比较来说，抛除那些因接受医疗服务康复后，自愿表达感谢者，患者一方送红包的理由则更为复杂，也更为纠结。

生病住院，人们总爱选医疗条件好、设施设备先进、社会口碑好的医院，总希望得到医技水平高的学科专家诊疗、服务贴心周到的护士护理，可是，这样的医院往往人满为患、床位紧张，这样的医护往往求者众多、工作繁忙。如此情况下送红包，实质上收买的是一种加塞式的优先服务。家人病重，特别是急需做手术时，家属常常会给主治医生送红包，此时收买的就是医生的责任心了……不一而足的理由背后，是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康复的渴求，更是面对紧张的医疗资源、互不信任的医患关系的无奈选择。

媒体资料显示，我国卫生资源只占世界卫生资源总量的2%，却要为占世界20%的人口提供医疗服务。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无意为医护人员的失德行为开脱，只是以为，医治“红包痼疾”的关键在于改变当前医疗资源紧张、现有资源分配不均、优质资源稀缺的局面，而这些又恐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性地改变。此种情况下，与康复的强烈诉求相比，道义层面的约束多半就会显得乏力。解决不了选择依旧少、看病依旧难的问题，一纸协议难以换来患者及其家属的无忧无虑，相反只会使你情我愿的送红包、半推半就的收红包变得更加隐秘，而演化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文/孙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