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襄汾陶寺观象台遗址发现10周年。在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秋分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襄汾县文物旅游局在襄汾共同举办了“天文与考古暨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辽阳师专等单位的26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8位专家学者阐述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与会专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

陶寺文化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宇宙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山西工作队队长何弩研究员在发表《陶寺文化的宇宙观初探》论文报告中认为：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关乎天、地、人三者关系在时空框架内的发展变化的认知与理论解说。宇宙观有空间论、时间论、本源论三大板块。空间论体现在“四维、四极、五方、上下”等观念上，时间论包括“四时、年月日、昼夜”等概念，本源论关系到天、地、人三者的起源、演化以及变化的规律等等。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产、日常生活，大到指导一个都邑聚落的功能区划以及城市形态，小到某些器物的造型、纹饰等等。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保留在考古遗存当中，考古学家经过发掘、对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就可以提炼出一些古代人们宇宙观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是碎片化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管窥一二。

何弩认为：将这一理论落实到陶寺遗址，这三个理论板块在陶寺遗址当中都有所反映。

在本源论方面，比如太极阴阳的两极概念在《周易·系辞》等中国古代文献当中讲的是比较多的。陶寺文化当中观象台便体现这一概念。

何弩解释说，陶寺观象台是依南城墙而建造的，夯土基址外围有一条环道，西南端通往城墙上，人站在城墙上俯瞰，观象台的第三层台基芯的太极图便呈现在眼前。观象台第三次台基芯由生土台基芯和夯土台基芯构成，生土台基芯是纯净的土，代表着清气。夯土台基芯是杂乱的花土，代表着浊气。浊气向下凝结形成地，清气向上旋转形成天。这就是天地形成的基本理论。清气和浊气之间的边界，也就是生土台基芯和夯土台基芯的边界就是“形”。形而上谓之天道，形而下谓之地器，整个观象台第三层台基芯就是一个太极图示。

何弩认为，本源论的第二个概念，就是陶寺观象台半圆的形状体现了中国古代宇宙观中盖天说的理论。《晋书·天文志》载有：“周髀家云：‘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陶寺观象台之所以形成一个半圆形，就是盖天说在地上的一个表现。“天员(圆)如张盖”就是形状是半圆的观象台，“地方如棋局”就是观象台背靠的南城墙。因此，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佐证了有关阴阳天地形成和盖天说的理论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文化时期就很可能已经形成了。

在时间论方面，何弩介绍，主要体现在陶寺观象台确定的地平历和发现的圭表测影系统上。依靠这些仪器，陶寺人确定了一个太阳年20个节令，指导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和宗教祭祀。同时，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齿轮型器即朔望月轮和牙璧或称璇玑等文物也反映了陶寺时期在使用阴历，甚至有可能已经存在阴阳合历。

在空间论方面，何弩介绍，陶寺观象台观测点到观测缝的距离基本上为12.5米，折合计算，相当于“十步”，表现出陶寺时期人们对视觉天球半径“十步”的一个认知。

何弩进一步阐述，陶寺文化空间概念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长度基元，也就是公制25厘米相当于陶寺时期的1尺，正好相当于汉族成熟男性的平均尺骨长度，于是可称为肘尺。此外，陶寺城址的功能区划比如宫殿区、居住区、农耕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体现出了阴阳八卦天地山泽火水风雷的方位理念。陶寺圭尺的大地测量功能，体现了“表里山河”的疆土概念以及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中”五方的政治地理概念。

陶寺古观台具有观测月亮的功能

2003年，陶寺观象台遗址被发现，经过两年多70余次的观测，初步推定陶寺人于12月21日在第二号缝中观测冬至，于6月21日在第12号缝中观测夏至，考虑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影响，推算陶寺人于3月18日在第7号缝内观测春分日出，于9月25日于同一缝内观测秋分日出。4100年前，陶寺人用这种方法，根据当地的气候节奏变化、农时、宗教节日的需要，将一个太阳年分为20个节气。然而，陶寺观象台第一号缝，也就是最南端的缝是用于什么观测的一直没有搞清楚。

经过几年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永恒研究员认为，1号缝是用来观测月亮的。

赵永恒介绍，为了研究1号缝的作用，课题组在2009年夏至日进行了模拟观测，2010年春分日进行了实地测量，取得数据后进行了一些天文计算，根据计算推测，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是用来观测月亮的，使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2100~前2000年。冬至前后凌晨，当时的陶寺人站在观测点上观测1号缝可以看到残月。夏至前后，在观测点上通过观测12号缝北柱的北外侧可以看到月出北至线。

赵永恒介绍，1号缝观测月亮的功能得到验证后，就进一步证实了陶寺古观象台的天文观测功能。它就是一个仪器，陶寺古人观测太阳和月亮用的都是同一个天文仪器。对古人来讲，观测月亮，主要是想研究和掌握月亮运动的规律，尤其是预测月食，但由于比较复杂，古人没有完全掌握，所以古代文献记载的也比较少。

赵永恒认为，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天”是比较重视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应该是和中国古代的其它文明同步的。

陶寺观象台三方面的证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小淳研究员阐述了陶寺观象台三方面的证据。

孙小淳介绍，从古代天文观测来讲，无非是三个方面，看日出方位定季节、圭表测影、昏旦中心观测。

关于日出方位的观测，古代文献中都能找到影子，《尚书·尧典》和《山海经》中都有记载。

关于圭表测影，殷墟卜辞中的“立中”就与其有关，一个国家要建立国都，就要进行“立中”测量。目前的研究表明，陶寺圭尺上有关刻度对应的影长所反映出的节令，与陶寺观象台观测日影确定的节令是相对应的。

关于昏旦中心观测，《尚书·尧典》记载了四仲星的天象观测，以定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根据课题组的研究和推算，这一天象发生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这与陶寺文化的考古学年代是相符的，也证明了陶寺观象台是尧时代的。

研究成果是初步的，仍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

研讨会上，尽管专家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展示了研究的新成果。但这些成果都是初步的，比如，陶寺圭表测影的圭尺是移杆还是翻杆?圭尺上的刻度除了应用于陶寺城址本地的历法制定测量之外，是否还对应着哪个地方的夏至影长?分别说明了什么日期节令?它能否进行大地测量，测量时的环境条件有什么要求?陶寺城址建筑方向否体现“磁北极”抑或是“北极星”指向的概念?这些问题都成为专家学者们热烈讨论与争论的话题。

其他与会专家还就古代宇宙观、天文考古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与心得。

“我们对于古人认知能力包括宇宙观、意识形态所达到高度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古人思想认识的高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既有的想象”。何努说。

“虽然经过了十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现在的研究证据还是偏少，还是刚刚起步。一旦这些结论最终被证实的话，整个中国天文学史，包括中国考古和早期的历史都会被重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黎耕博士说。

(通讯员 张建华 贾玎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