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琴书独守望

——农村艺人张小安和他的汾城琴书

    一件月白色布衣，深色棉裤，黑色布鞋，头发花白，即使没有表演琴书，张小安也习惯了这样的穿着。自从16岁正式跟着父亲学习琴书，时光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五十多年里他说书、行医、向佛，而无论他身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汾城琴书都是他一生钟爱的艺术，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把这项民间技艺传承下去，因为目前，会表演汾城琴书的人，就只剩下他一个。

    盛极一时 自幼随父辗转演出

    台上琴师手腕一抖，扬琴特有的声音响起，说书人嗓子一亮，范儿一起，演出正式开始……年少时的张小安不止一次站在台下看父亲表演，跟听书的人群一起沉浸在或是凄美、或是悲壮、或是欢快、或是幽默的唱词中。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这样的场景依旧时常入梦。张小安说，或许那就是他最为美好的记忆之一。

    张小安当时观看的就是汾城琴书，汾城琴书又称“太平琴书”，始创于清光绪年间，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曲调优美、唱词朴实，糅合了蒲剧和眉户剧的精华，夹杂着乡土乡音，说唱内容撷取于田间地头儿，涉及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受当地群众喜爱。

    张小安的父亲是汾城琴书创始人张海水先生的亲传弟子，乳名全，艺名如鉴，排行十三。父亲从小在当时的高等学府接受教育，学习认真刻苦，谁料在18岁那年患眼疾双目失明。家中为了能让他有一技傍身，便将他送到张海水先生门下学习琴书。张如鉴聪明好学，每天早早起床，用他的盲杖去一个不打扰别人的地方练嗓子。等村里“请神”活动开始后，父亲就开始说书。“午供”以后，大家都休息了，父亲又开始练习乐器。寒来暑往，10年磨练，板胡、四胡、打板、打铜，父亲样样精通，还经常作为“代师傅”教师兄弟们练功。在张小安看来，父亲学琴书有两个先天条件，第一是记忆力好，大段的书辞能记住，又能慢慢理解消化；第二是一口“有生有旦，有老有少”的好嗓门，唱谁能像谁。后来，父亲出师，自己带徒演出，方圆百里都很有名气。

    1956年，官方组织当地民间艺人成立了“曲艺队”，张如鉴成为曲艺队的一员。当时的演出条件非常艰苦，艺人们要背着厚厚的行李卷，挨村轮着演出。说书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村子里重要的"请神"仪式，需要说书的说一段。“请神还愿必须要把神请出来，那时的人们也喜欢听说书”，张小安说，“最多的时候听众有2000余人”。父亲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又双目失明，行动更加不方便。为了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张小安就跟着父亲东奔西走。家庭的贫困和不稳定的生活使得张小安只断断续续念了两年零十天书，很多道理和知识只能来自于父亲平时的教授和自己的观察。那时，每次演出，张小安都会认真观察台上演员的表演，听唱词，模仿，练习，这时的生活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继承父亲衣钵的种子。

    接过衣钵 自编段子教人向善

    多年跟着父亲演出，张小安几乎天天听说书，一晃，张小安已经16岁。除了给父亲洗洗衣服，照顾父亲去去厕所，他的一整天时间就荒废过去了。张小安不想虚度光阴，干脆向父亲正式拜师学习琴书。当年，琴书这个行业多少带些“三教九流”的意味，表演者多为难以从事其他工作的盲人，父亲心中不忍，一个健健康康的孩子干吗要学这个，心中很不情愿。无奈张小安坚定了想法，一句“我能行”，表达了自己学好琴书的决心。

    终于，父亲勉强同意他试一试。

    张小安说，“父亲曾教给我一首词‘世事是一朵虚花，人情尽然是假。雪里送炭有几家，尽都是锦上添花……’。这话我一直记心里，知道人必须依靠自己。”所以，张小安学起琴书来非常刻苦。父亲的言传身教，自己平日的观察，张小安进步很快。张小安说，父辈的表演，由于先天的眼睛不便，更多的是自说自唱，靠得是对听众心理的揣摩，设计唱词。而自己健健康康，更有机会观察听众反应，跟听众进行交流。

    “今天算卦我真糟糕，36岁命难逃，家有银钱着百斗，难买生死路一条。”钱万选在中途自思自叹，想起了眼前事心中动酸，我先人他在世为官做宦，银钱多把家业置得周全……可怜我32岁缺女少男，为儿女到街上来把卦算……他算我36岁红煞冲犯，到八月初三一命归天……如不然早下手变卖家产，自己卖自己花逛荡几天。

    张小安说：“这出《浪子回头》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出，是由他独立创作完成的。”故事的主人公叫钱万选，家财万贯，但是32岁还没有儿女，有一天算卦的说他36岁就会死去，回到家他就抽洋烟、吸料面、请客排场，终于在36岁把家产败光，媳妇怎么劝他都不听，生气地走了，36岁的时候，他只剩了一副柏木棺材，一间草房。然而他并没有死，又意外把草房点着，无家可归的钱万选在要饭途中又被狗咬伤。幸而遇见了无儿无女开荒养家的老大爷，钱万选随着老大爷一起开荒，又把媳妇接过来，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浪子终于回头了。

    “很小的时候，我家就穷，我们非常节俭，对这种讲排场、浪费的人很反感，我就想创作一出戏，让大家不要浪费，要懂得珍惜。”这是张小安创作的初衷，“汾城琴书里的很多段子都是教人向善的，老段子里有佛家劝善的故事，有道家的传说，还有针对社会现实的小段子。”而到了琴书第三代传人张小安这里，创新就更多了，他先后编了《埋狗》《释迦佛出家》《光目救母》等段子，还编演过发展生产、计划生育的段子，创作过革命现代戏《红灯记》等。

    转眼到了1960年，说书这行不好干了，他就和父亲拿着文化馆的介绍信，一个村接一个村的演出，每个村子演三两天，就换下一个村子。1962年，襄汾县曲艺队成立，主要是用说书的形式宣传政策和解决群众文化需求。那时，因为父亲年纪大，背着行李到处跑不方便，张小安就不让父亲出去唱了。

    1968年，单靠琴书表演已经很难养活全家。张小安就晚上说两三个小时书，端午前白天骑车赶在天亮前到侯马等地卖粽子，换点钱养家餬口。五月端阳后天气变暖，粽子容易变质，不能卖了。就晚上说书，白天编笊篱，八月十五以后，就给人家裱顶棚、画门帘、油漆家具，挣些钱养家。同时，张小安还利用表演的空闲时间自学解剖学、中医诊断学等，苦苦奋斗。

    日渐式微 偶尔弹唱几成绝响

    1966年开始，张小安担任了曲艺队队长。他把这些艺人分成三队，在分别在县城东南、西北、西南片演出，半年完了轮换一次，而张小安自己就像游击队队长，在这“三片”之间来回穿梭。曲艺队里当时有8个人说汾城琴书，平均年龄40多岁了。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帮助队员们搬行李，用行动感化这些老艺人。他把曲艺队经营的有声有色。

    然而由于琴书老艺人的固步自封，缺少结合时代的新内容，琴书学习困难重重，老艺人老的老、去世的去世，新人后继乏力，说琴书的人越来越少。当年张海水收过24个徒弟，大多没有传人。只有父亲这一脉传下来，如今也只剩张小安一个人。

    这样一直延续到1976年，曲艺队眼看着不能存在了。为了保住曲艺队，张小安决定无偿付出，找有基础、有爱好的年轻人，教授琴书技艺。这些人中最大的22岁，最小的16岁。张小安把他们集中在县城南贾镇下尉村里，集训了半年，他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腔一个腔的教，还特意编排了两出晚会，演给当时的县领导审查，希望能把这个曲艺队延续下去，结果还是没能把曲艺队保留下来。

    改革开放后，琴书表演受到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冲击，表演愈发艰难了，琴书艺人都在为生计奔波，琴书完全陷入自生自灭状态。

    1987年，张小安患眼疾，说书也没什么人听了，而此时，他自学医术也有些成绩，1988年，他开始给人推拿按摩谋生。张小安说，自从自己得了眼病，看不了东西时，就不再进行琴书表演了，只是偶尔想起来唱上一段，回忆曾经的日子。“会说琴书的一个个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而我也很少唱了，手生了，唱功也赶不上当年了。”张小安眼里满是悲凉。

    年近古稀 拯救传承迫在眉睫

    张小安今年已经70岁了，他说年龄越大，越有一种危机感，生怕汾城琴书在自己手里断了根。越是这样想，传下去的想法越是坚定，从2006年开始，他就口述唱词，让儿媳妇记录。后又联系襄汾民间文学研究者刘润恩先生，请他帮忙整理。刘润恩从2009年开始以录音、录像方式将张小安唱词记录下来，再悉心整理。

    2013年，在刘润恩先生的推动下和襄汾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筹划下，《张小安说唱作品选》一书出版。长期致力于襄汾音乐研究的梁铁锁先生说：“汾城琴书是一个新生的曲种，从创立到成熟只有三代人，一百多年。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火花，仅仅三代人就把一个曲种成型、成体系，非常不容易，这证明了民间艺人的非凡创造力。它的曲调上既有蒲剧、眉户、晋东南小调、少量的豫剧等，还夹杂着当地的方言土语。在音乐结构上是蒲剧板腔体变种和连曲体音乐结合起来独特的音乐曲种。它的剧本借鉴了蒲剧本子、豫剧坠子等，平仄讲究，合乎规律，朗朗上口。加上表演形式灵活，唱腔好听，艺人三五成群、走街串巷，受到当地群众的喜爱。汾城琴书扎根于乡土，繁荣于民间，是地方曲艺的传统经典，即便是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研究，这些古朴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唱词、曲谱可以保留下来，说唱表演却后继无人。”刘润恩先生对汾城琴书也有着深深的担忧，“汾城琴书演唱说起就那几个板，可是要分不同的角色去唱。

    喜剧、悲剧，老旦是怎么唱，剧情情理、词调配合得怎么样，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刘润恩的担忧也是张小安的担忧，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学琴书了，百年琴书就只剩唯一传人，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了，将要去哪里寻找汾城琴书的踪迹？张小安说，等身体好些时，他还要继续说唱，让儿子、媳妇记录，在有生之年把凝聚了祖辈心血的“汾城琴书”传下去。

    “这是土生土长的艺术，如果不能保留下来，我一定会遗憾终身。”汾城琴书的唯一传人张小安老人还在孤独地守望着……（沈宗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