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走出疑古，甲骨青铜三代史;分系溯源，帛书竹简五经师。2月24日0时11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因病在京去世，享年86岁。

　　李学勤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古文献学家，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他长期关注临汾，对考古证实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丁村遗址、中华文明发源地——陶寺遗址、三晋文明发源地——天马、曲村遗址的深入研究倾注了心血和汗水，对临汾历史遗存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程中的重要位置给予准确定位，先生治学遗风将厚惠后人，让世人永远铭记。

准确定位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

　　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到底如何判断?中华文明的起源究竟如何考究?

　　李学勤先生是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60多年的严谨治学生涯中，主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从甲骨文、青铜器到简帛，从文字、历史到古代文明，先生始终穿梭在历史迷雾中，为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起源而奔波。

　　李学勤先生认为，党的十八大将“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判断写进报告，是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总结。世界文明古国不只有古中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文明都非常古老，然而，这些古老文明都断绝了，只有5000年中国文明绵延不断，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奇迹。

　　李学勤先生学术生涯与临汾历史文化息息相关，《陶寺特殊建筑基址与<尧典>的空间观念》《叔虞方鼎试证》《论觉公簋年代及有关问题》《晋侯邦父与杨姞》《〈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晋侯铜人考证》等著作，都是先生研究临汾文明成果的结晶。

　　2001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启动后，陶寺遗址被作为重中之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全方位地进行探索。陶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几代考古人历经40年薪火相传取得的重大成果，实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新技术应用发挥了关键作用，将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采集、遗址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提取等考古领域，提升了田野考古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考古调查发掘获取相关资料为重要手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联合山西省和临汾市文物部门，对陶寺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研究后，1000多座大、中、小型墓葬展现在人们面前，一大批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铜铃、朱书文字等珍贵文物相继出土，震惊了海内外，根据碳-14测定，年代距今4300多年前，超越了夏文化的年代，将陶寺遗址锁定在了帝尧时期;中期城址也已发现，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将中国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300-500年，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尧都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早在2004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从考古发现看山西境内文明”讲座中，李学勤先生饶有兴趣地讲：襄汾陶寺遗址是现在已经发现的龙山晚期文化的一个最大遗址，最重要的是它有礼器，在乐器方面有很大的石鬵、鼓、用鳄鱼皮做的鼍，还有文字和小件铜器。文明国家最重要的元素是文字，发掘的陶背壶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红色“文”字，一眼就看出它的文明表征，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标志。

　　陶寺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至少早400年，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李先生当年给清华大学学子这样生动描述神奇的陶寺观象台：在宫殿区的中间部分，发现了一个扇面建筑，有圆心，最里边一层有很多个夯土柱子。考古工作者偶然发现，从柱与柱缝隙之间可以看到正东方向塔儿山山脊。2003年12月22日，冬至日，正好在一个缝隙中看到了塔儿山山脊太阳升起，可以判定当时已确立历法，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尚书·尧典》记载，当时尧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观象授时，中国最初是农耕文明，陶寺观象台奠定了中国历法的基础。

　　2005年，《光明日报》刊登李学勤先生撰写的《舜庙遗址与尧舜传说》中指出：“考古研究已经使我们窥见相当于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真相。已有不少报道的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上限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正好与尧舜传说的时代大致相当。”

　　2015年3月，“溯中国源头·寻华夏之根”尧文化研讨会召开前夕，李学勤先生结合陶寺遗址考古成果与尧的传说，就“尧都平阳”阐明自己观点：“尧都平阳”之说见于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佚文，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所引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并载《括地志》说：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这个地名，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春秋时已经有了。晋州，就是今山西临汾。《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则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

　　临汾市丁村博物馆研究员陶富海说：“李先生结合古代史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相关专家一道提出‘帝尧之都在陶寺、中国之源在临汾’这一结论是合理的，是符合公论的，说明先生学识渊博，有先见之明，并且见解也得到了证实。”

陶寺青铜器是国家起源的文明元素

　　一个国家进入文明的标志需三大元素，即城池、冶金术和文字。

　　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鸟尊，高冠直立，回首凝望，造型奇巧，是燮父为纪念父亲叔虞铸造。这只“神鸟”已作为山西历史文化的重要标志，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山西博物院。

　　青铜器是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李学勤先生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一文，认为陶寺遗址对研究青铜器起源、中国怎样步入青铜器时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重大考古发现都伴有珍贵文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对每一件出土文物深藏密码的研究与解读，为还原真实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陶寺遗址大量尧器舜物、王之重宝的横空出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已经挖掘发现的青铜器，说明当时铸造技术水平已非常成熟。

　　2003年陶寺遗址发现的铜齿轮是一个砷青铜扁铜环，周围有非常规整的小齿，就像一个钟表里的齿轮。李先生认为，这个铜齿轮带给我们许多遐想：第一，从世界冶金发展史来看，最早的青铜器都是砷青铜。在我国甘肃西部和青海北部也发现过一些砷青铜，但年代要比陶寺遗址晚。陶寺遗址发现这么早的砷青铜饰物是很特殊的，即使今天做这样一个非常匀称的铜齿轮也不容易。可以设想它有一个特殊的范，由于砷青铜合金流动性较强，所以范必须刻得非常匀整，才能做出精细的齿。铜齿轮说明当时青铜铸造已不是原始状态了，所以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和山西古代文明有密切的关系。

　　陶寺遗址还出土了礼乐器，其中铜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同时有很大的鼍鼓，还发现了彩绘陶盘，盘子里画有一条龙，这条龙和商周青铜器上图案完全一样。从各方面来看，陶寺遗址已经是跨入文明国家门槛的社会了。

　　李学勤先生谈起晋侯墓地青铜器研究时说，无论是天马-曲村墓地，还是北赵晋侯墓地，都在青铜器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给了我们一个连续的年代标尺，天马-曲村遗址可以上推到西周初期。

　　李先生认为，西周的诸侯国墓地已经找到了很多，但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晋侯墓地。晋侯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晋国史研究十分重要。比如，晋侯墓地出土的韦甗，铭文提到周昭王南征，晋国一个叫“韦”的人参加了，周王派他到繁这个地方去作大使。这是周昭王到南国的一件事，在昭王十九年的正月。韦甗埋在晋国墓葬里边，说明韦是晋国一个大臣。“繁”可能在三星堆一带，汉代这里就称为繁县，现在还有新繁这个地方。繁和蜀是相连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受王的派遣去的。还有叔虞方鼎，可能是唐叔虞本人，这件铜器的铭文内容说明叔虞受到了周王的赏赐，反映出晋国和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

“剪桐封弟”在翼城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 “剪桐封弟”的故事：周武王死后，年幼的周成王继位。一天，成王和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把一片桐叶剪成“圭”状交给叔虞，说:“我把唐这个地方封给你!”身旁的史官立即记录了下来， 并请示成王择良辰吉日册封叔虞。成王对史官说: “我和他玩耍呢!”史官严肃地劝告成王：“天子无戏言啊!”于是，叔虞长大后，成王便把叔虞封到了唐地。

　　“剪桐封弟” 故事伴随着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话题：唐地究竟在哪里?

　　司马迁《史记》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就是说，唐的范围在黄河、汾河东岸方圆百里之内，但“河汾之东”是个地理概念，没有指出具体位置，司马迁的记载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历史谜团……

　　历史上关于唐地有多种说法，其中主要的是“晋阳说”和“翼城说”。

　　“晋阳说”唐地在太原一带，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唐有晋水，叔虞子燮(父)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晋祠的唐叔虞祠内供奉着叔虞塑像，这种说法长时间里占主流地位。但明末清初，顾炎武先生经过实地考察研究，在他的著作《日知录》中否定了唐在晋阳说法，指出唐地应在翼城一带。从此，“晋阳说”和“翼城说”便争论不休。直到上世纪90 年代“晋侯墓地”惊现临汾，证实了曲沃、翼城一带就是晋国早期都城所在地。

　　李学勤先生一个著名的口号是“走出疑古时代”，他充分运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翼城说”。他认为，尧为陶唐氏，商周间的唐国是其后裔，被周人所灭，于是周成王把弟弟叔虞封于唐，称唐叔虞，就是后来晋国的始封。叔虞所封之地，自汉以来有异说，大多认为在晋阳，就是山西太原。直到清初顾炎武作《日知录》才加以辨正。已发掘的天马-曲村遗址，证实了顾氏的洞见。由此上推，唐的位置不会太远，尧也不可能北居晋阳了。“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经》里的《唐风》即是晋风，这也可旁证“尧都平阳”之说是比较合理的。

　　李学勤先生学术研究还涉猎多处临汾境内历史遗存，如洪洞坊堆遗址和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遗址。早在1982年，他在《山西文物》杂志上刊发文章，称洪洞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是西周甲骨文在国内首次发现。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国墓地被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后，出土青铜器等文物1.5万余件，李先生对最长的大河口尚盂铭文进行了释读，为我们揭开霸国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张焕君教授说：“先生学识渊博，卓然大家，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当代学者无出其右者。我当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时，有幸聆听过先生的课，对先生的学术视野、勤奋程度以及举重若轻的决断能力佩服之至!”

　　李学勤先生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关注临汾历史文化，李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临汾历史文化研究的重大损失。

　　太行苍苍，黄河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全民 李宏伟 刘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