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着徐亚桑的雕像，徐英杰向记者讲述那段往事

徐亚桑，“五四”运动期间赴北京声援学潮的山西学生代表，临汾团支部、党支部创建人之一，临汾执委第一任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革命志士从这里投身到抗日救亡、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中。
亚桑 一座村庄的荣耀
徐亚桑是尧都区刘村镇泊庄村人。这一点，在该村几千人中得到了证实。虽然很多年纪尚轻的村民对他的事迹不甚了解，但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别人，泊庄村就是徐亚桑的故乡。而村中年纪稍长的人，都能或多或少地讲述一些关于徐亚桑的故事。通过对村中一些长者的走访，一个坚信革命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的党员形象逐渐在记者脑海中清晰起来。
来到村中由“亚桑”名字命名的小学校院内，朗朗的读书声从教室传出。操场正中的国旗杆后，徐亚桑的半身雕像巍然矗立，底座镌刻着徐亚桑的生平事迹。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跑出教室，来到徐亚桑雕像后的操场上玩耍。看到手持相机的记者，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打量着记者的一言一行。
在得知记者是来寻访徐亚桑时，一名高年级的学生抢着说：“我爷爷说，他是咱们临汾最早的共产党员。因为他是这个村的人，所以我们的小学就叫亚桑小学。”另外一名学生也不甘示弱，拽着记者的手说：“我爷爷也告诉过我一些他的事迹，他是教育家，曾经在周围很多学校当过校长。”
……
该校校长告诉记者，这所学校自２００１年新建后，就沿用了“亚桑”这一校名。“当时，徐亚桑的女儿还从北京赶回来，在自己的家乡与全村百姓一同见证了美丽校园的落成和雕像揭幕仪式。”
亚桑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
“二爸去世的时候，我就在他身边。”徐英杰今年７５岁，是徐亚桑大哥的儿子，１９５０年到北京求学，之后在北京工作直至１９６０年。之后，他前往陕西西安军工厂支援内地建设。１９７２年，为照顾父亲，他回到了临汾，在临汾钢铁厂中板车间工作。至今，他还亲切地称呼徐亚桑为“二爸”。
回忆起同二爸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徐英杰显得有些沮丧。“二爸是１９５６年去世的。”他告诉记者，“二爸食道癌病重期间，我曾多次前往家中照看。他的突然离世，让所有人感到难以接受。”说到这里，徐英杰的脸抽搐了两下，微微地说：“关于食道癌的病情，二爸基本上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我和他的几个孩子。所以，他的去世让周围很多人吃惊。”“二爸和蔼可亲，生活节俭、清贫，对子女们的教育十分严格。”徐英杰回忆说，“在北京求学期间，我每周都会去拜访二爸，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去家里找他办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二爸大发雷霆。”一天傍晚，徐英杰来到二爸家，恰巧一位同志来找二爸办事，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一些好处。时任北京市交电公司经理的二爸当即拒绝，并严厉训斥了那个人：“这个事情绝对不能这样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这样以权谋私。”那人走后，二爸语重心长地对徐英杰说：“无论你以后身居何职，都不能以权谋私。”徐英杰告诉记者，在单位，无论领导还是下属，对二爸的评价极高，作为亲属的他们也很受尊重。
每每想到二爸长眠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身旁就是参加万隆会议时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罹难的１１位烈士，徐英杰的心里总能感到些许安慰。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泊庄村委会还于２０１０年举行了“徐亚桑诞辰１１０周年”纪念活动，村委会主任李双山表示，这样的活动将在村里继续办下去。
亚桑 为党一生颠沛流离
“五四”爱国运动之后，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步书刊不断传入临汾，徐亚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１９２２年，徐亚桑冲破重重阻力，断然卖掉家中的部分房屋、家产，与几名同志在临汾城开设了一家书店，字号“新新书社”，经销书刊主要有《向导》《新青年》《新思潮》等，并组织侠社、进步社等团体，出版《新声周刊》、《新妇女》等进步刊物，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在进步青年中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３年，徐亚桑返回临汾任第一高等小学教员，和该校教员李少卿一起，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教材，向学生秘密传播进步思想，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
１９２５年，经张振山介绍，徐亚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任临汾第七高等小学校长，后又转入临汾乙种农业学校任教。
１９２６年春，徐亚桑终于加入梦寐以求的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中共临汾支部在界峪村高等小学校成立。同年冬，在该校召开中共临汾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临汾支部改称中共临汾地方执行委员会，徐亚桑任委员、组织部部长。
１９２７年，携秘密组织领导挖城壕的民夫举行罢工；组织发动民众开展反对“富户捐”斗争取得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了联系。１９３８年，又重新入党，被组织安排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到太行区陵川县八路军兵站任站长，曾任河北省武安县教育科科长。
１９５１年，被调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后又调任北京市交电公司经理。
１９５６年，任北京市商业局办公室主任。同年１０月病故，享年５６岁。（记者 卢凯）

  【责任编辑： 高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