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固然不能忘记，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奋勇杀敌的将士，也不能忘记那些为抗战默默无闻做出奉献的普通百姓。这里介绍的小程村地下交通站，就是普通百姓不顾生死自发抗日的事迹。

    尧都区贾得乡小程村是位于临汾城东南约七里路的百户小村。村里住着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哥哥张福和妻子薛希平、弟弟张禧。这是一户贫苦人家，哥哥在贾得纸坊学造纸，弟弟则离家到洪洞一家作坊学织毛巾。1936年2月红军东渡来到临汾，领导穷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城乡各个角落。兄弟俩想参加红军，但知道后红军已走了。他们寻找红军的举动被远房同辈、也是临汾较早的共产党员张耀庭知道了，就引导他们为共产党办事，兄弟俩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哥哥张福，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游击组成员，担任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员，1938年5月起担任中共临襄（河东）县委地下交通员。弟弟张禧，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汾县（河东）抗日游击组成员、临汾县（河东）敌工站情报员、城工部情报员。从他们参加革命起，张家就成了中共临襄（河东）县委的联络处和交通站。

    小程村靠近铁路，是日寇规划的“铁路爱护村”之一，村中每家轮流派人打更护路。张耀庭和他领导的地下交通站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发动群众展开抗日工作。小程村地下交通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党的领导人和抗日志士经过这里转移，有许多情报经这里转送，中共临襄（河东）县委会议也多次在这里召开。

    1938年，日寇铁蹄蹂躏临汾。临汾人民奋起反抗，给了日寇沉重打击。日寇对我抗日军民和根据地实行了疯狂的蚕食进攻。他们以碉堡为锁，以公（铁）路为链的“锁链政策”，把南同蒲沿线严密封锁起来，严重阻碍了我汾东、汾西的联系。为了便于领导，原临汾、襄陵两县党的领导以铁路为界，成立中共临襄汾东县委。小程村地下交通站在张耀庭的直接领导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同日寇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1939年，黑云压境，中共临襄县委书记乔克勤和周云、黄英、朱华桂等同志，被迫转入小程村进行隐蔽活动，掩护这些同志的任务就由小程村地下交通站负责。为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安全，张福和妻子薛希平经常不分昼夜地站岗放哨，烧水做饭，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打扮掩护革命同志转移。

    1940年4月，形势更加严峻，张福根据上级指示护送乔克勤同志到安泽县唐城抗日根据地。完成护送任务，张福返回小程村与张耀庭、张平、席安澜（后叛变）、李明、高飞等召开党的会议。根据党的长期隐蔽的方针，经过整顿，在临汾恢复了小程村、东城隍、西城隍、靳村、堰下等村党支部，恢复了南乔、贺家庄、苏寨、侯村等二十多个村的党员关系。此间，小程村交通站为党的组织建设发挥了领导作用。

    1940年，日军疯狂围剿抗日武装，塔儿山游击队屡受袭击。为保存实力，上级决定除留少数同志就地隐蔽，秘密活动外，塔儿山游击队向洪洞转移。转移途中，塔儿山游击队被敌人包围，队长姚登山突围后只身来到小程村。张耀庭立即把交通员张福找来，并说：“姚队长，他叫张福，我们自己人，你的安全由他负责。”交通员张福把姚登山领回家，他和妻子热情接待，做饭洗衣，站岗放哨，打听外面的情况。为防备日伪查户口，将姚登山安置在诚实善良的本村农民李恭家打短工。隐蔽两个月后，决定护送姚登山去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行前，张福专程侦察了通往根据地的路线。此行经过几道日伪封锁线，而且盘查很严，地形不熟悉是很难闯过去的。张福让姚登山化装成赶车的，他和妻子化装成新婚夫妇回娘家，又编了一套应付日伪的话，闯过了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终于护送姚登山到达了根据地。

    1940年12月，太岳二地委派贾茂亭同志主持临襄县委工作，来到小程村。张耀庭和张福安排他住在党员卫守显家中，以摆摊身份作掩护。此间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一天贾茂亭接待一位外地来的同志，晚上正商量事，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交通员张福赶紧来见张耀庭商量对策，此时隔壁传来了剁肉声，张耀庭顿时有了主意。张耀庭的大伯张协晋曾任石楼县长，有钱有势，在临汾一带很有名气，正准备过寿。于是，他们和大伯张协晋略一商量，来见日本人。

    日本鬼子正往麦场上赶人，张耀庭对日本军官说：“太君，外头太冷了，到家里的米西米西。”外边天寒地冻，日本军官又冷又饿，可还是说“找八路的有！”张福连忙说，小程村是“铁路爱护村”，对皇军大大的好，八路的不敢来。旁边的人也帮腔说，没有八路，肉大大的有。日本军官架不住诱惑，带着那几个鬼子兵进屋吃喝。吃得酒足饭饱，才摇摇晃晃离去，贾茂亭和那位同志化险为夷。那时多是单线联系，交通站护送的人很多，却不知道姓名身份。一直到解放后，王世英当上山西省省长，张耀庭才知道那次保护转移的就是他。

    1940年冬，我党武装撤回太岳根据地，小程村交通站认真贯彻党中央“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交通员张福便和阎锡山六十一军中进步人士交朋友，掩护自己，打击敌人。六十一军便衣队刘队长，人很正直，张福和他情意相投，经常吃饭聊天感化他。当时，小程村经常遭受汉奸的骚扰，交通站危机四伏，张福便通过刘队长打掉了这几个汉奸。

    有一次，张福去洪洞送一份重要情报，途中突然与日本鬼子遭遇，跑走已无可能。他急中生智，装作提鞋，迅速将情报压在一块石头底下，然后迎着日本人走过去。鬼子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小买卖的。鬼子不信，把他押到韩略炮楼里，用烙铁烧、皮带抽，打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鬼子无奈，把他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中午来给他送饭的是村长杨吉泰，杨吉泰一进来看到他浑身是伤，眼角流出泪水。张福见他是个软心肠，就问他情况。得知他不愿意给鬼子做事，是被逼迫当上村长的。再一问，鬼子让他送饭，是都去参加队长的婚礼了。张福马上鼓动杨吉泰放他走，杨吉泰害怕没法向鬼子交待，张福便将杨吉泰绑住，这才逃出虎口，将情报送到中共洪洞县委。

    1941年春节前夕，地委派李彦江同志来临襄县委工作，隐藏在西亢村地下党员田俊芬家中。节后，李彦江、田俊芬被日本人抓走。李彦江同志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田俊芬却叛变投敌，小程村地下交通站遭受破坏。那时，要找临襄县委主要负责人张耀庭，先要到张福家，由他和妻子联络。正月二十三下午，党员席安澜来找张耀庭汇报工作，先来到张福家。张福不在，妻子薛希平给他倒了一碗水，让他等着，自己抱着孩子去转告张耀庭。返身回来，却看见村西门进来了日本宪兵队。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家，站在门外大声喊：“安澜，日本人来了，赶快下地窖。”然后，自己退到西院，刚站定，透过窗户看到田俊芬带着日本人进了门。这时，薛希平才明白，田俊芬叛变了，他是带着日本宪兵队来抓丈夫的。趁敌人不注意，她抱着孩子溜了出去，跑到村北郭家，藏在晒纸园才脱险。

    田俊芬叛变后，小程村交通站遭受破坏，无法继续工作。张福借了一头小毛驴，让张耀庭骑上，化装成患病求医的样子，一起赴安泽向地委汇报工作，历经坎坷到达抗日根据地。

    汇报后，张耀庭留在地委工作，张福留在临汾地委担任政治部交通员。

    一年之后，叛徒田俊芬被处决，日军人员也换防调整。此前这段时间，没有交通站实在不方便，因而党组织决定恢复小程村地下交通站。然而，张福在临汾地委担任交通员干得非常出色，不能回来。组织便选派他的弟弟张禧恢复交通站。张禧接受任务，很快回到家乡开展工作。小程村地下交通站又接通了我党来往汾河两岸的秘密通道。

    然而，时隔一年由于党员桑学孟的叛变，小程村地下交通站又一次遭到破坏。1944年农历正月二十晚上10时左右，张禧刚躺下，吹灭灯。桑学孟的联络暗号在“刺插门”外响了，他警惕地穿上衣服，来到门前问：“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没事，我顺便来看看你。”桑学孟说完，竟离开了。

    张禧觉得情况不妙，几步走到东房窗台下，轻声喊：“快起来，有情况。”住在东房的张吉祥、刘燕芳夫妇和张德胜、安如山闻声跃起，持枪在手，正准备开房门，一群便衣特务和警备队员便包围了院子，“刺插门”也被蹬开，突围已来不及。他们开枪搏斗，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

    在审讯室里，日军特务头子把张禧的衣服全部剥光，面部朝下，捆绑在老虎凳上，皮鞭抽得他伤痕道道，几次昏死。他却毫不屈服，不光是他，张吉祥、张德胜等同志遭受重刑，无一招供。鬼子只得把他们关进牢房，一押就是三个月。利用放风的机会，他们商量越狱逃跑。一天深夜，他们在牢房大吵大闹。日本哨兵制止，他们反而越吵越凶，甚至大骂哨兵。哨兵被激怒了，开锁进牢要打他们。哨兵一进门就被抓住，意识到不妙，朝地下开了一枪。此时全牢房的人一拥而上，将鬼子打昏，冲出牢房，翻墙外逃。可惜，枪声惊动了日本看守，越狱未能成功，他们全部遇难。

    短短几年中，经小程村交通站掩护转送的领导干部有王世英、张挺、郭勇锐、胡林、张耀、庞大姐等80多人，其中很多不知名的都是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一个普通的农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乔忠延（作者系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