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27日，山西吕梁山南端的吉县，举世闻名的壶口瀑布旁的文城乡南村，男女老少聚集到村小学的操场里，听村支书传达县、乡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听村支书安排村里一年的事情。

    村支书叫郭国娃，五十岁，矮矮的个子，身子很结实。他安排了果园栽培、地埂花椒树的管理，又安排小麦滚压和防治红蜘蛛虫，安排了黑木儿、花菇的养殖，又讲村里巷里的卫生，最后他说：“二十七年前，周总理就关心咱们移风易俗，关心咱们的生产。我们今年要扎扎实实干它一年，以好收成纪念周总理诞辰一百周年。”

    我在吉县文城乡扶贫，随同乡书记冯继平参加了南村这个群众大会，听了郭国娃最后几句话后，觉得很纳闷。乡书记说：“郭国娃见过周总理，还在总理家吃过一顿饭。”更引起了我的好奇。

    我来到郭国娃家，郭国娃十分深情地回忆起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经过与情景……

我们村有个光棍老汉，叫胡天佑，不识字。当时给队里赶大车，赶车可是个好把式，人也很老实。那一年，解放军修壶口下游的黄河大桥，住到了我们村，9连9班班长韩成斌住进了胡天佑老汉窑里。

过了一段日子，村里传出一股新闻，说是胡天佑给邓颖超拉过马，给周总理喂过马。人们说是听9班班长韩成斌讲的。众人都不相信，说是胡天佑老汉胡说哩。我问过胡天佑，他说真是给邓颖超拉过马。没有多少日子，韩成斌班长被部队开除了，因为他私自给中央写信。这样人们更觉得天佑老汉是实实在在胡说了。

没想到1971年1月19日，9连杨连长惊喜地对我说：“邓颖超给胡天佑来信了。”啊！我又惊又喜，找到胡天佑，胡天佑拿出邓颖超给他的信叫我看，我记得信是这样写的：

天佑同志：

接到去年8月5日韩成斌给国务院办公厅的来信，热泪盈眶，当晚在电灯下给你写信。我给宁夏你们老家发去三封信，没有回信，以为你去世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就住在北京，你为什么不给我来信？还是解放军好。从来信中，我已经了解了你的情况。随信给你寄去200元，以后每月从我们工资中给你寄15元。你不需要麻烦当地领导。以后来信请和赵炜秘书联系。

邓颖超给胡天佑来信了、来钱了。这又成了我们村和驻军的一大新闻。人们不由得想到韩成斌班长。他已回到河南老家。听说后来成了许昌钢铁厂的会计。

当年9月，文城乡书记杨茂山对我说：“邓颖超给胡天佑来信了，叫去北京过国庆节，你陪着去。”我陪着胡天佑到了县里，县里说县上去一个人，我不用去了。胡文佑说：“村里不去人，我也不去了。”这样，县上去了一个干部。我们三人16日动身，20日下午6点钟到了北京站。下了火车，我们照着邓颖超来信上写的电话号码拔通了电话，没有五分钟，一辆小汽车就来到我们打电话的地方，邓颖超同志和秘书赵炜亲自来接胡天佑和我们。邓颖超对秘书赵炜说：“车过天安门时开慢点，叫看看天安门。”

当晚，邓颖超同志把我们三人安排到中警招待所。在那里，我们住了13天，一天三顿饭，顿顿有人送，送饭的人姓康，我们叫他康师傅。康师傅骑辆自行车给我们送饭，车后一面一个篓，一个篓里装的是主食，一个篓里装的是菜。

22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邓颖超同志又到招待所看望我们，一坐就是40多分钟。邓颖超拉着胡天佑的手说：“进北京后，我给你宁夏老家写了三封信，没有回音，真以为你去世了，很伤心。你家兄弟五个、姐妹五个，对吧？”胡天佑说：“对咯。”邓颖超说：“四九年以后，我就住在北京，你该知道，为什么不给我来信？”胡天佑说：“我一个人能过咯。”邓颖超对我们说：“长征路上，我三次动手术，都是胡天佑扶我上马扶我下马，过大渡河时，敌人的飞机轰炸，炸死了我的白骡子，是胡天佑把我背到一棵松树下，脱离了危险。天佑，你还记得吗？”胡天佑说：“记咯，记咯。”邓颖超说：“小顾前几天才走（小顾是警卫员，叫顾玉平），你跟小顾打架的事还记得吗？”胡天佑说：“记咯。我打了他两耳光。”邓颖超说：“小顾个子小，你个子高。我批评你还记得不？”胡天佑说：“记咯，记咯。”邓颖超说：“你的优点是忠诚老实，缺点是不爱学文化。给我拉了六年半马，给总理喂了半年马。”县上那位干部说：“胡天佑有功，县上要按老红军对待他，说是没个手续。”邓颖超同志说：“你们还不相信吗？手续就是一张纸。”县上那位干部说：“我们县穷，领导说看能不能闹十辆汽车。”胡天佑说：“是咯，临走县上领导有这话。”邓颖超说：“我不管汽车，要汽车找你们省委书记去。天佑同志，以后你不要麻烦县上，我每月给你寄15元，节约点够你花了。”

临走，秘书赵炜提进一个大竹篮。邓颖超同志说：“这个竹篮是越南一个朋友送的。”篮里盛着一条香山烟、一条中华烟、两盒葡萄干、一包水果糖、一筒茶叶，还有北京鸭梨，满满的一篮子。    

邓颖超同志走后，赵秘书又进来，问县上那位干部来过北京没有？他说来过几趟了，很熟悉。赵秘书说：“邓大姐说了，叫你明后天回去，最迟25号离京。”县上那位干部说：“我还要买个照相机。”赵秘书说：“相机我给你买。大姐说了，他们两位没来过北京，多住两天。”

9月24日下午，邓颖超同志又来到我们的住地，叫我们上车，一起去一个剧场看戏。戏场里人不多，说是新排的，请领导审查，戏名叫《平原作战》。第二天县上那个干部就离开了北京。赵秘书说：“大姐说了，给你们一个汽车，把北京转转。”以后那几天司机就拉着我们转，颐和园、故宫、长城、十三陵等等都跑了。司机姓王，跟我都熟了。

29日上午10时，邓颖超同秘书赵炜又来看望我们，送给胡天佑一身军用绒衣和一条皮带，也给了我一条皮带。

10月1日下午3时，我接到赵秘书的电话，叫下午别再出去，休息，一会儿有事。电话一放下，王师傅就开车进来，一进院就叫：“国娃，国娃，今天领你们到一个好地方。”什么好地方？我和胡天佑同志坐上车一直想。车开进了中南海的北门，右转左转，停下车时，看见邓颖超和赵秘书在那里接我们。

进屋后，邓颖超说：“这就是我的家。今天在我家吃一顿饭。20日晚上，听说你们来了，总理高兴地没睡好觉。这一段总理很忙，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他很想看到农村来的同志。”说到这里时，里间的门开了，周总理从门里走出来。啊！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周总理握住胡天佑的手，说了一会话，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周总理又握住我的手说：“你叫郭国娃，今年23岁了，是山西吉县文城乡南村的三结合小组副组长，对吧。你们那里旧风俗破了没有？群众生活改善了没有？革命生产抓上去了没有？”总理一共问了我四句话，我只记住了三句，我当时也回答了，答的什么，全记不清。

周总理出门后，邓颖超说：“总理想陪你们吃顿饭，可是忙不过来，我陪你们。吃完饭赵秘书陪你们各处看看。国家困难，今年国庆节不大庆。”饭后，赵秘书领我们在北京城里转了四个小时。

10月3日下午6时，我们离开北京，邓颖超和秘书赵炜亲自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我们坐的车开动了，邓颖超同志还站在站台上向我们招手。胡天佑同志哭了，我也哭了。

    郭国娃说到这里时眼泪又流了下来。我和在场的人也都半天沉默不语。

郭国娃告诉我，回到吉县后，胡天佑就住到县城，县上给修了窑洞，还娶了个老伴。邓颖超每月给他寄15元，直到去世。去世后国务院办公厅还发来唁电送来花圈。

吕粱山忘不了，壶口瀑布忘不了，忘不了伟人的问候、伟人的情操，忘不了伟人的风范。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于吉县文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