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那一床婚被

袁世俊

　　2017年6月18日是父亲节。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抚心追痛的是勤劳、淳朴、善良，饮誉乡里的老母亲李友兰，却在回村参加重孙的生日宴上，一个趔趄缓缓倒地，突发心梗，走完了她80岁的人生历程，安详、宁静，追随慈祥敬爱的父亲去了。

　　按照当地习俗，母亲生前穿过、用过的衣物，都要装入棺材随她而去。在老家整理母亲遗物，打开她平时视若珍宝加锁的衣柜时发现，一个包袱竟然严严实实地裹了好几层，层层解开，映入眼帘的却是母亲亲手织就的棉布被里，一针一线缝制的，当年我结婚时的那床黄色的潞绸婚被。

　　望着母亲和蔼慈祥的遗像，我忍不住泪如雨下，那远逝的一段岁月，恰似电影回放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70年代，是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期，作为家中长子，我从临汾师范毕业返乡任教。眼看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私下多次商议要为我准备四铺四盖的婚被。父亲在自留地里种上了棉花。那年雨水充足，棉花长势喜人，到了收获的季节，棉花就像咧嘴含笑似的绽放出一朵朵雪白的花朵。

　　晒棉花、压棉花、弹棉花，母亲和奶奶又用高粱秆把雪白的棉花搓成一条条空心搓眼子，于是每天晚上奶奶和妈妈便用纺车纺线。后来，父亲又请来汾河对岸东毛村的许师傅到家里织布。许师傅为人随和、性格爽朗，坐在硕大的织布机上，随着双脚有序的踩动，右手拽绳拉梭，左手来回拉档织布，上下错动经纬交织，一寸寸的棉布便在织机上延长盘卷起来。

　　母亲生于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没上过一天学，但是她心灵手巧，绣花女红样样精通。有时，许师傅织布累了，抽袋烟的工夫，母亲就坐上织布机，学着许师傅的样子，一板一眼地织起布来。后来许师傅家中有事，布没织完便辞工回家，剩下的活儿全凭母亲默默织完。除了用布票买回的两床被里用的是侯马纺织厂生产的漂白布，其余被子里布和褥子里布全部用的是妈妈织的土棉布。听说杭州的丝绸全国闻名，爸爸便写信嘱托远在南京部队医院当院长的大伯父代买杭州丝绸被面。春节探亲时，大伯父带回了四床丝绸被面，其中两床红色的、一床绿色的、一床黄色的。被面中间都是一个大大的喜字，两边是机绣的双凤图案，煞是漂亮。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伴随着时代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逐渐用上了大床鸭绒被、羽绒被。那陪伴我们多年的单人潞绸婚被便逐渐改成了大床褥子和孩子上幼儿园的小被褥。

　　2002年父亲因病去世，看到母亲仍盖着以前的旧被褥，妻子便将唯一一床从没盖过的黄色潞绸婚被送给了母亲。逢年过节，还不时给母亲添置一些新衣服。可谁知，一生简朴的母亲，穿的用的都是我们淘汰的旧衣物，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送她的那床婚被，却仍被她当成了宝贝，一层层包好藏在了柜子里。

　　抚摸母亲亲手织就、一针一线缝制的黄色潞绸婚被，我仿佛嗅到了妈妈的味道，也由衷感受到了母亲浓浓的爱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当年我那一床婚被却成了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