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风代代相传

马五锁

　　2009年我退职休养，当天晚上一夜难眠。春秋更替，风雨兼程，坎坷跌宕，酸甜苦辣，一幕幕、一桩桩涌上心头，恍若就在昨天。在经历了短暂的往事追忆、思想碰撞、情感纠结，心态和情绪很快得到了调整和平复，毅然选择了重回生我养我、熟悉又难忘的故里——要里村，开始了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故居情结拉开了退休生活的序幕。

　　静坐沉思，记忆犹新;父母恩德，感动我心。养育我们长大的日日夜夜，刻印在兄弟们的脑海中;教育我们成人的点点滴滴，渗透在姊妹们的血液里。

　　1978年的一个清晨，有人给我捎话说父亲突然患病，让我赶紧回去。我心急如焚，一路小跑赶到和平医院，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不省人事!我想亲自送父到太原治疗，可医生已下了病危通知，本家叔叔劝我赶紧回家准备后事。随后父亲被抬回家，不久便溘然长逝。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性格如黄土地一样，沉默、负重、刚强;村里人少、地僻、交通闭塞，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生与黄土地打交道。从我记事起，父亲一撂下锄头就下煤窑，一出煤窑就种地。种庄稼、下煤窑，几十年重复着、轮流着干这两档子活。一辈子三更灯火五更鸡，起早贪黑，劳苦一生，从无间歇。

　　父亲16岁时，爷爷去世了。作为家中的老大，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他的肩上，咬着牙和母亲一起孝敬奶奶，抚养四个叔叔，两个姑姑，一个侄儿，直到叔叔成家、姑姑出嫁、侄儿长大。跟叔叔分家，自己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还背了一身饥荒。奶奶叹气地说：“唉!谁让你是老大呢?该担当的要担当呀!”

　　之后，便离开了南庄村到要里村谋生。开荒种地，下煤窑，饿着肚子维持生计，勒紧裤带偿还债务，牙缝里抠米供我们上学。

　　种庄稼，常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有一次由于月光太亮，父亲以为天亮了，赶着牲口到南山耕地，半路上猫头鹰“呜呼”“呜呼”地叫，远远近近的狼高一声低一声，远一声近一声地嚎，父亲吓得躲在老牛的肚子下，大气不敢出，一直等到天明，才开始犁地。

　　我在和平完小念书，父亲下煤窑，学校每周安排学生抬炭。我知道父亲经常是饿了喝口凉水哄哄肚子，肚子“咕咕叫”依然坚持干活。每到学校抬炭的这一天，我就不吃早饭，把省下的窝窝头，用一张写了字的纸包住带到煤窑上，托往外拉煤的一个同村叔叔带进煤窑给了父亲。尽管这个时候我肚子里也“咕噜咕噜”响，但想到父亲吃着那块窝窝头，我就十分开心。可是不一会儿，拉煤的叔叔又将那块窝窝头原封不动地带了出来，说父亲说他不饿，让我赶紧吃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知道父亲舍不得吃，于是我又坚决地让叔叔再把窝窝头带进去。窝窝头捎了两个来回，最后还是回到了我的手里……一块窝窝头，子捎进去，父送出来，谁都不肯吃。我哽噎着把窝窝头揣进口袋，眼泪扑簌簌掉在地上。

　　父亲同样是好兄长。爷爷去世后，每年夏天，为了让我的叔叔姑姑们也能吃上西瓜，早上四点起床，担了百十来斤玉米到几十里外的赵城换瓜，顶着烈日又从赵城挑着几个西瓜回家。看着姑姑叔叔们吃，自己却一口也舍不得吃，还说自己不喜欢吃西瓜。

　　当我还没从父亲去世的悲痛中回过神来。第二年，又失去了慈祥的母亲。

　　从我记事起，母亲白天帮父亲收秋打夏，不仅在场边地头、家里家外操持家务，晚上还在昏暗的小油灯下纺线织布、纳底做鞋、缝补浆洗。我睡醒一觉母亲还在忙;早上我醒来，母亲早已起床做饭扫地，开始了一天的活计……

　　刚强的母亲无论怎么贫困、劳累，家里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每个孩子也都穿得干干净净。逢年过节，母亲总会给我们把衣服缝补浆洗得干净利落。每年除夕，母亲都一夜不合眼，忙这忙那。

　　母亲善良坚忍，为了这个家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为了让我们少饿肚子，母亲挖野菜、撸榆钱，变着花样给我们找吃食，自己经常只喝点汤。母亲做人要强，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要。为了让我们姊妹有核桃吃，五六十岁的母亲爬到核桃树上找人家打剩下的核桃，扒开野草捡落下的核桃，而她自己常常带着微笑，静静地看着我们吃。

　　母亲上敬老人下爱子女。在那贫穷的岁月里，家里一有什么稀奇吃食，母亲总会第一时间给奶奶送去。记得有一次，姐姐给母亲拿来一些枣，姐姐刚走，母亲就用围裙兜着送给了奶奶。

　　母亲深明大义。她能和父亲共同承担起17口人的抚养和赡养责任，绝不是一般妇女可以做到的。她勤劳俭朴，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有个病病痛痛，能忍就忍，能挨就挨，母亲忍受的艰难困苦一点不比父亲少。

　　父母是教科书，苦难是营养剂。我的父母亲均出生于贫困家庭，是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也是千万父母中的一员。她(他)们的一生忠孝善良、勤劳俭朴、劳苦功高。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抚育我们长大成人，实属不易。他(她)们是平凡的人，却是伟大的父母。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识文断字的文化，但受中国传统道德熏陶、感染，深谙为人处事的道理，有怜悯的心肠、慈善的情怀，有耕读传家、积德读书的浓厚意识，并孜孜不倦地言传身教。尤其十分重视读书。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读书人少，父母为了让我们能够走出大山，勒着裤腰带，咬着牙供我们读书，为我们家庭和家族命运的改变奠定了基础。大哥积极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部队入党，立功受奖，复员后在大队长期担任基层干部;二哥十二三岁直接考到了太原第三中学，学习特别好被保送到高中，一年后入党，高中毕业后保送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上学期间，每到腊月二十几，天寒地冻，积雪盈尺，母亲总会站在村口柳树边，望着远方，盼着二哥回家，尽管脸冻得通红，总是搓着手来回走动，等二哥回家过年。狂风大雪对她无可奈何，只有看到儿子的急切心情，化冰雪成温暖。

　　父母亲除了对我们的学习关心外，更注重我们的为人。他一直奉行“天下孝为先”“长兄为父”的思想观念，对爷爷奶奶极尽孝道。父母亲一直信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禅理。要求我们兄弟姐妹牢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也是祖辈、父辈留给我们的宝贵家风，深深影响着我们几代人。

　　父母出生在那个兵荒马乱、困顿流离的年代，经常遭遇抓兵、征粮，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无法安身立命。为了讨个活命，父母将三哥送给燕南庄一家条件稍好些的人家，四哥也被同宗叔叔带去做养子。每每想起这两个哥哥，母亲就暗暗抹眼泪，父亲就叹着气安慰母亲：“跟上人家比跟上咱好活，孩子们健康康康的大了比什么都强!”在他们心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如果不是实在生活不了，怎么舍得将孩子送人?

　　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渗透在点点滴滴之中。我从小就十分勤奋，生怕对不起父母。上中学期间，勤工俭学，给人担水、卖炭、扛电杆、挖地基、卖砖，从不偷懒。从城里到麻姑头公社，沿途几十根电杆都是我和几个同学扛的，肩膀上、手上全是血泡。换来的钱用来缴学费，减轻家庭负担。为了做成一件事，有决心、有韧性、有目标，别人无法吃的苦我能吃。参加工作后，兢兢业业，勤奋供职，做人的良善和对职业的尽责始终是我的坚守。对帮助过我的人常存感恩心，不做负心人。

　　父亲去世后，我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深知父亲虽然深深爱着我们每一个孩子，但他最放不下的是因脑膜炎后遗症不会说话的六弟，六弟的婚事成了我心头的一块心病。为了给弟弟成家，我常常拿着罐头、鸡蛋等“好东西”四处托媒。有一天听说邻村有个姑娘，就赶忙找媒人去说亲。当时雨大坡滑，又没有躲雨的地方，我在雨中向上走一截溜一截，手脚并用才从泥坡上爬上去。泥水、汗水和雨水合在一起，让我成了落汤鸡，但心底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报答父母的深恩，为了弟弟能有个家，我豁出去了。

　　几经周旋，事情还算顺利。但彩礼数字惊人：1380元钱、300斤麦子、28斤棉花。当时对于我们家来讲是个天文数字，是一般正常结婚彩礼的数倍。是我年收入300多元的4倍多!我和二哥一道求亲告友、东拼西凑，三块五块钱、十斤八斤粮，费尽周折总算凑齐彩礼，给弟弟娶妻成家。我妻子和我一样出生于贫困家庭，幼年丧父，母女苦度春秋。她勤劳俭朴，通情达理，每逢大事总替我着想，为我分忧解难。面对彩礼的巨大压力，一边安慰我：“弟弟成家事大，债务事小。”又一边节衣缩食，咬紧牙关支持弟弟的婚事，才使我实现了这份心愿。其实我心里有多沉重，只有天知道。星移斗转，春秋更替，侄女、侄儿相继长大成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和妻子又费心操劳，托媒说亲，全家举债，不惜一切为侄儿成婚，将两个侄女出嫁。为两辈人操劳婚事，为弟侄成家立业，在当地传为佳话。

　　愿我们子孙，以家史为镜，传承、践行老人遗留的家训、家风，代代接力，辈辈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