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歌的泱泱大国。诗歌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写出了磅礴气势;一句“乘风破浪会有时”，写出了胸中志向;一句“满园春色关不住”，写出了蓬勃春光;一句“古道西风瘦马”，写出了凄凉景象……诗歌是表达思想、沟通情感最为简洁的方式;诗歌是陶冶性情、升华美感的方式。那么，中国的诗歌起源于何处?回答是：临汾。

　　先前人们多说，最早的诗歌是《诗经》。可是，翻遍《诗经》不见《击壤歌》。《诗经》当然不会收录《击壤歌》，《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作，《击壤歌》是帝尧时期的歌谣，比之要早得多。清代沈德潜在编纂《古诗源》一书时首选的就是这首诗，并且在例言里指出：《击壤》《康衢》，肇开诗声。由此可见，《击壤歌》其实就是我国的第一首诗歌。

　　对于这种认识，曾经有过争论。当初编选《古诗源》就是在争论中论定的，沈德潜认为：“帝尧以前，迫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五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诗。”因此，他才坚定不移地将此诗放在《古诗源》首篇。

　　明确了这个观点，我们来看一下《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仔细阅读可以看出，中国诗歌一开源就有自我性灵的路子。这就是，不以权势为题旨去奉迎作歌，而是独抒心绪、表述自我情感。这正与《尚书·舜典》中“诗言志，歌永言”的记载相符合。“诗言志”，不是言权威之言;“歌永言”，不是咏权威之言，而是言自己的心声，咏自己的性情。可以说，我国的诗歌一开篇就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当庙堂高唱赞歌之时，诗歌可以高唱：“帝力于我何有哉!”在古代，随着政治的逐渐专制，宫廷之上已不可言志，不可咏言，只能看皇帝的脸色行事，把皇帝的一切行为都看得至高无上。皇帝降旨，要遵旨;皇帝办事，要谢恩;皇帝朝会，还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皇帝的专制遮蔽了大地时，所幸《击壤歌》发出的光芒透出了一道缝隙，在这个专制的夹缝里生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华文化。由是，才能派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扛鼎之作;由是，才能派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义之作。

　　其实《古诗源》开头几首，都是与帝尧相关的，紧随其后的是《康衢谣》：“立我烝(zhēng)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据说，这是帝尧治理天下五十年后，微服私访，在街巷里听见的儿童吟唱的歌谣。立，为粒，粮食的意思;烝民，众民，很多人的意思;尔极，帝尧的功德高到了极点;帝之则，帝尧确立的规则。

　　这显然是说，让天下民众都有饭吃，莫不是你的功德。什么不知道也可以，只要按帝尧确定的规则办事就成。这代表的诗歌的另一方面，不管你是谁，只要真心实意为平民办好事，大家就会歌颂你。帝尧之所以能为大家所歌颂，是因为他钦定历法，敬授民时，破译了日月轮回的密码。民众只要按照他颁布的节令耕种即可，这不就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诞生之初，就是民心、民意的产物。

　　综上所叙，帝尧时期开启了我国诗歌的源头，一首《击壤歌》带来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信息，奏响了诗歌的黄钟大吕。时光远去，多少有形的物体被岁月淘洗成废墟，而无形的精神财宝却代代相传、延续不断。《击壤歌》如山间溪流，清澈透明，带着乡野中无比鲜活的气息。

　　这气息如甘霖、如雨露，滋养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田，让他们的灵魂明净如碧蓝的天空，闪亮如璀璨的群星。因而，中国才会出李白，出杜甫，才会成为泱泱诗歌大国。（乔忠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