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研究，如果说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已经八九十年了。前不久，在（伦敦）大学召开了一个世界早期主要的文明国家关于早期文明对话的研讨会，我们中国学者有好多位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总结和展示了几十年以来几代学人围绕着中国文明研究的成果。我今天讲的其实也是我在研究中国文明当中的一个问题，涵盖以下两个内容。

    一、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的三个阶段和两种模式。

    这里面有对我们同行和对我们老师们的成果总结，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三个阶段，这是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来的：中国古代文明经过了古国、邦国、帝国三个阶段。后来很多学者研究把它归纳为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名称叫得可能有些不太一样，但是基本的内涵是一样的。

    这就是从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国有原始平等的部落社会，开始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复杂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现了古国。所以古国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讲法，就是立足在氏族之上的高于氏族的一个政治实体。在古国阶段。首先，社会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层，就是有了贫富的分化。有其中的个人就是说氏族长，他的阶级地位提高了，所以他个人的权利也开始凸显出来了。这个时期，农业、手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进入了古国阶段。然后，又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开始进入到王国阶段，王国阶段当然是有王。显然是比古国阶段又进了一步。第三个阶段，经过王国阶段漫长的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进入帝国阶段。帝国阶段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制度。还有一系列的官僚体系，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系统。它涉及到郡县制等等。这就进入到帝国阶段，这三个阶段。

    我国疆土辽阔，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先秦时期以来就可以看得出，它的文化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所以说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的时候，同时举行了一个中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在这个会上苏秉琦先生就提出来，我们研究中国文明国家的产生发展，应该在对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弄清楚的基础之上来分头进行，最后再进一步综合。从1979年以来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程。那么根据这种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来，当进入古国阶段这个时期的时候，下一步向王国迈进的时候，不同的地区是有差别的，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向前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这就是以东北的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杭州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崇尚神权的这样一种模式。东北的红山文化最著名的发现，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坛、庙、冢。坛就是祭坛；庙就是女神庙；冢就是氏族贵族的坟墓。这三种发现是在东北辽宁的凌源牛河梁发现的。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的这种文化，是突出神权的。

    和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基本同时，那就是河南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过去认为仰韶文化比周围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都要落后。其实这恰恰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特点，它比较简约，它不像红山、不像良渚，把大量的社会财富都用于宗教的崇拜，宗教的推动。所以这些红山也好、良渚也好，在它们盛极一时都慢慢地垮下去了，断掉了，结束它的崇尚神权文化。而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开始，下面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夏文化，都一直延续下来。这种模式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文明几千年来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两种模式带来的不同结果，崇尚神权的垮掉了，崇尚军权和王权的，延续了下来。所以我说中国文化没有断，是以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到二里头、到夏商、到周一直延续下来，这是没有断。而有些地区就断了，它断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了，而是逐步纳入了中原文化的这个系统当中来了，这才是它的真实面貌。

    二、有关陶寺的几个问题。

    一是陶寺处在哪个阶段？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这些遗存，它呈现出来的面貌已经越过了、超过了古国阶段的那个特点，而进入了王国阶段，所以陶寺遗址代表的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第一个王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举行的第一次聚落形态的研讨会上，我曾经有一个发言，讲到怎样判断文明形成和国家出现，我提了十条观点,其中这十条中，很多都是从陶寺分析出来的。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大型礼仪建筑，文字的出现，铜器的出现等。

    二是陶寺采取了哪一种模式？陶寺是中原地区在原始文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和王权的模式。墓地两边竖立六把玉鉞，砍头的兵器，把儿朝上，头朝下，这是军权的象征，军权一转就是王权。

    甲骨文中的“玉”字就是从“玉鉞”象形慢慢变化成王，玉鉞是王权的象征。所以陶寺是最典型的崇尚军权到王权的典型代表。

    三是陶寺的主人是谁？我同意很多先生的观点，陶寺就是尧都。很多先生都说到这个问题，以前也有人说，那就是文献记载的，尧舜禹的尧，它的根据地，中心所在，都城所在。我们要借助文献，文献就是财富，就是宝贝。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特点，史学中每朝每代都有正史24史，加上清史25史，还有很多专史、野史。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志和很多丰富的材料，那都是可贵的材料，只要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从中吸收很多有用的材料，陶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站在怀疑一切虚无主义的态度，那么尧本身就有疑问，不知道谁写的。对尧的记载也是靠不住的，只看盆盆罐罐是不行的。搞考古的人除了要看瓶瓶罐罐，还要问问它和中国古代流传的文献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对你有启发的。不能说是全信，可信的拿过来。陶寺研究，最初可能信的人不多，慢慢信的人就多了。讲文化的时候，考古界可以说，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怀疑的态度，后来越来越清楚。中国有，国外也有陶寺发现。证明尧典中讲到的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立法来推进和指导农业的发展，就对上去了。

    陶寺考古学界，历史界研究必须要走出野外，也要走出书本，走向人民群众。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成果宣传到家家户户。尧陵搞祭祀活动要让男女老少知道尧的都城，我们是他的后人，有责任宣扬尧文化。这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非常有用。

    总结一句：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李伯谦）（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