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位于中国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村，面积300多万平方米，新石器时代城址，距今约4300年——3900年，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重要遗址。

    一、陶寺遗址近年新发现

    1.手工业区发掘手工业作坊区位于陶寺城址的西南，2010年至2012年对该区域进行了钻探与调查，发现有陶窑、灰坑、白灰皮房子、石器加工场面等遗迹。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JT2，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圆角方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板块夯筑而成，现存表面暂未发现柱洞，估计仅余基础部分，残余基础夯土深约3米——5米。北部应该为主体殿堂所在，两侧很可能是带墙的廊庑式建筑，尤其西侧目前夯土基址宽约8米左右。基址南侧正中发现一相对独立的夯土基础，长约7.8米，宽约6米，应与FJT2为一个整体，其两侧的生土缺口形成FJT2的两处南出入口（或言门道）。

    FJT2的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这一“回”字形大型夯土基址在陶寺遗址属于首次发现，在史前时期的其他大型聚落中目前也未见到，其位于手工业作坊区，应该与手工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2.城北大型夯土基址城北夯土基址ⅣFJT1位于陶寺城址北城墙Q2外以北约200米，主要揭露了ⅣFJT1的东北拐角部分，经过发掘基本确定该基址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部分为中梁沟所破坏，北边缘东西残长28米，东北拐角明显，南北残宽至少48米，方向为北偏西45度左右，与城墙及宫殿基址ⅠFJT3方向一致。基址同以往陶寺夯土建筑一样为板筑而成，现存夯土面上未见到柱洞及其他与建筑基址本身相关的遗迹。时代不晚于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偏晚阶段已废弃。城北FJT1是一处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特殊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

    3.宫城新发现整体上，依据发掘与钻探情况，陶寺宫殿区外围确实存在围垣（囲壁）遗迹，由北墙Q15、东墙Q10，南墙Q16，西墙Q11组成，围垣之内就是以往所言大型夯土建筑所在的宫殿区，故称之为陶寺宫城。墙垣地面以上部分未见，仅余地下基础部分，Q15与Q10较为完整，Q16西段与Q11南段被大南沟冲毁。陶寺宫城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面积12万余平方米。时代上经历陶寺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

    TG32发掘表明北墙确实存在，编号Q15，而且Q15存在三个时期的基槽状堆积，基槽Ⅰ为陶寺文化晚期墙基础，基槽Ⅱ为陶寺文化中期墙基础，基槽Ⅲ为陶寺文化早期，三者上下迭压，略有错位。

    TG34对疑似宫城墙Q10与墙Q16相接的东南拐角进行了发掘解剖，并对拐角处的Q16进行了解剖，表明存在陶寺文化晚期与早期两个基槽状堆积，之间被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灰坑H119相隔。陶寺文化晚期墙基槽Ⅰ保留宽度约为13米，最深约2米；基槽Ⅱ上部因被基槽Ⅰ挖掉，具体宽度不详，残留宽度约12米，残深约5米。另外推测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基槽或被晚期基槽Ⅰ破坏殆尽。

    TG35完整揭露了陶寺宫城Q15与Q10的拐角部分，并分别对其进行了解剖，表明Q15仍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个时期基槽，而Q10仅发现有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基槽，晚期基槽或已被晚期遗存破坏殆尽。TG36发掘与解剖表明宫城城墙Q11的确实存在，基础部分亦为陶寺文化早期与中期。

    TG37的发掘弄清了钻探发现的沟槽状堆积实为两处存在早晚的打破关系的沟渠，故推测可能是宫城向外的排水沟渠。

    4.区域系统新调查陶寺文化聚落分布于临汾盆地，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可以分为南、北两区。调查所得陶寺文化聚落54处，当然还有一些未调查区域应该存在一些陶寺文化聚落。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所反映出来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方城）；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

    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可能有些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大遗址一般100——200万平方米；中型遗址一般10——99万平方米；小遗址一般1——9万平方米；微型遗址一般1万平方米以下。

    二、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来的特征：

    1.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

    2.王权出现，是国家统治的核心。

    3.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

    4.形态是初期国家阶段。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非广域国家；新生事物脆弱，迅速衰落。

    陶寺社会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陶寺遗址体现出的这些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