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纪念馆一共分为三个大厅，用大量的实物图片、塑刻作品等真实地再现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东征历史画卷，向大家全面展示了当年红军东征的丰功伟绩。”在距离县城40公里的永和县红军东征纪念馆，记者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着永和县史志办主任樊永兴的讲解。在永和，但凡提起永和精神来，人们总是要把它同1936年的红军东征联系在一起。当年，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壮大了红军力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永和留下了诸多毛泽东的神奇往事和红军将士的英勇事迹。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与山西仅一河之隔的陕北。而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策划“华北自治”。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的12月17日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的方针，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作为中心任务。为此，决定东渡黄河，开赴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20日，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的河口用小木船和羊皮筏子渡河。渡河分别在石楼辛关、永和咀头、永和关灯几个渡口登岸。21日，毛泽东率领总部红军从石楼县的东辛关登岸进入山西。
    掀起群众参军捐钱捐粮热潮
    永和县地处山区，交通闭塞。东征红军的到来，让这里的群众第一次看到了一支不一样的队伍，这支队伍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更是播种机。在永和，红军队伍走家串户，主动和群众谈心，为群众扫院挑水，这一切都让群众深深感到:这是一支人民的队伍。
    永和县兰家沟村，一个仅有20户人家的小山村，当东征红军来到后，村里就有李文斌、李正熬、宋大小等7人参加红军，这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带动了其他地方青年纷纷参军。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原研究员郭秀翔曾在《红军东征在永和的影响》一文中这样写道：据不完全统计，红军东征期间，大约有30多名永和青年参加了红军。而且由于红军东征的影响，在红军回师陕北后，还有许多永和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红军东征的两个半月中，山西就有8000名工农子弟加入到红军队伍中，达到红军东征人数的半数以上，壮大了红军队伍，为抗日战争准备了力量。
    红军在永和期间，不仅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且严格遵守纪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赢得群众的拥护。岔口开明绅士呼世昌捐献银元100元，献粮70石；于家山的霍德昌献出粮食50石、银元300元；滩子村冯玉祥和西庄冯安荣等人各献粮四十多石；李家垣的王好仁一次就拿出银元1000元支援红军。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共筹集抗日经费30万元，加上其他物资，合计约50万元左右，这对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播下革命火种开创抗日新局面
    红军东征前，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渡过黄河，除了在军事上构筑防御设施外，还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反共宣传，使得群众对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但是红军东征进入永和后，不仅打击军阀、镇压恶霸，还运用多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在一些地方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农民协会、水手工会、抗日救国委员会，解决农民群众的疾苦，彻底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红军每到一处就召开群众会议，播撒革命的火种，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在红军的发动组织下，永和县的岔口、桑壁镇、赵家沟、乌华、呼家庄等地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红军东征，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通电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红军回师陕北之后，毛泽东又曾多次写信给阎锡山，阎锡山虽未正式复函，但是内心已经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派员专程到陕北秘密同中共中央联系，要求中共中央派出全权代表到太原洽谈。“西安事变”爆发后，阎锡山联共抗日的态度开始明朗，之后在中共中央的多次交涉和努力下，最终促成了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特殊的统一战线。
    采访中，樊永兴也为记者谈起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红军东征的政治动员影响远远大于战役本身，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包括永和在内的山西数县成功地动员了广大民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次年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山西对日作战和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