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忠延

    这次出使是要他们化解一场天主教“华化”的纷争，也是弥合罗马教皇和康熙皇帝的隔阂。事情的起因却很久远，在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之后，他的著作在欧洲传开，西方了解到一个真实而富庶的中国。十四、十五世纪开始，他们试图用海上贸易来打开与中国的往来。

    另一方面，则派出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试图把基督教义传播到这里，让中国人也信仰上帝。我国传统文化深厚，很少有人接受，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并不理想。

    一直到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西方的传教活动才有所改善。原因在于利玛窦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灵活策略，实际是在进行文化融合。

    利玛窦认为儒家学说是中国人维系日常生活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基石，体现着中国文明的道德价值。如果用基督教价值体系来彻底否定儒家价值观，那么，基督教将无法在中国立足。为此，他把“DEUS”翻译为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自己穿儒服，学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对待中国信徒就更为宽怀，允许他们继续祭孔拜祖。利玛窦的灵活策略突破了在中国传教的僵局，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可是，这种灵活策略，居然引发了基督教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反对者认为允许信徒祭祖拜孔是“异端”，应该禁绝。还指责将把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翻译为中国人的“上帝”极不妥当。这种争论持续很久，在利玛窦逝世后还在继续，一直争论到康熙时期。

    此时，中国的农业文明达到顶峰时期，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最为强大。而且，康熙皇帝思想开放，励精图治。他身边有不少西方传教士、科学家，教授西方发达的自然科学知识，有的还在朝廷任职。康熙对基督教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不仅西方传教事业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传入中国。

    当然，传教士也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到西方。那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法国传教士白晋特别作《康熙帝传》，称赞他是“世间君主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