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记者 卢凯 实习生 李天）2007年，董文达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把视线瞄准我市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项目，撰写各类稿件为“非遗”保护工作鼓与呼。《雄狮登天塔勃发志昂昂》《临汾眉户剧团走过六十年》《翼城花鼓走出非遗保护好路子》《威风锣鼓的擎旗手》《关于加强和保护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几点建议》……9年时间里，董文达的足迹遍布部分县（市、区），一篇篇关注“非遗”保护工作的稿件见诸报端，让人们认识和了解我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

    退休有了新“岗位”
    “多年以前，我在与老同学的一次交谈中，第一次听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时至今日，对于自己孜孜以求的“新岗位”，董文达回忆说，同学无意中说到了这个新词，但身为教师的他竟然闻所未闻，回家后，随即展开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探寻。身为翼城人，当他了解到翼城花鼓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时，董文达感到前所未有的欣慰，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利用退休后的闲暇时间好好充电，思考和关注“非遗”保护工作。
    由于从未受过系统新闻业务培训，董文达先从阅读报纸开始学习。“想来想去还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报刊数量最多，在那里应该可以学到    很多东西。”每天下午，董文达都会步行前往山西师大图书馆拿起报纸细细研读，对于一些好的文章还要摘抄下来。“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上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凭着锲而不舍的劲头，董文达从一个“门外汉”短时间内成为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写作能手。
    董文达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聚焦到襄汾天塔狮舞“非遗”项目上。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也为了真实再现该项目保护传承中的艰辛，他乘坐县域公交车到达襄汾县城，然后步行5公里来到陶寺村，几次往返才掌握了令其满意的写作素材。经过几天时间的写作和修改，他的第一篇稿件先后在《中国文化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临汾日报》上刊登。看着自己辛苦的劳动成果变成文章发表，董文达由衷地感到幸福和满足。
    在与襄汾县文化馆接触过程中，董文达发现该县古城镇京安村有位农民名叫刘润恩，50个春秋“躬耕”于民间文学，整理出版了《大能人解士美》《七十二呆》《张良的传说》《魔法故事》等10余本民间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当地的奇闻轶事，在民间流传数百年，他被刘润恩抢救民间文学的精神所感动，白天随同刘润恩走村串户收集故事，晚上促膝而谈，深入这位70多岁老人的内心世界，掌握了大量素材，长篇通讯《民间文学的护花神——刘润恩》新鲜出炉。 
    甘做“非遗”宣传员
    2008年，翼城城关镇杨家庄的杨作梁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翼城花鼓传承人。董文达找到杨作梁的亲属多次深谈，身为翼城人，而且对翼城花鼓有所了解，但董文达不敢懈怠，光采访就记下了一万余字。当时正值盛夏，酷热难耐，在一周时间中，他3次重写，终于成稿。这篇题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稿件刊登在《翼城史志》上，成为全县唯一一篇有关翼城花鼓传承人详细记载的报道，为当地“非遗”项目的研究推广、保护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0年，杨作梁去世后，董文达深感保护“非遗”传承人的重要性，挥笔疾书，写出《浅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一文，提出应大力培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决不能断    了“香火”。不久，临汾市政协刊物《社情民意》刊登了他的署名建议文章。
    “这不算是什么成就，我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面对一篇篇被人传颂的稿件，董文达把更多功劳送给他人。他说，自己仅能通过电脑浏览一些网页，并不会在电脑上打字，每次采访完后，都需要手写稿件，然后让老年大学的工作人员敲出文字，确实给别人增添了许多麻烦。但对于这些工作之外的琐事，大家并没有觉得不方便，反而是很热情地帮助他。董文达对这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始终心存感激。
    关注“非遗”保护后，董文达在撰写相关文章的同时，更是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年文化遗产日活动前夕，他都要前往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当天宣传活动的相关内容，然后与“非遗”保护工作人员及“非遗”传承人一起走上街头，向大家分发宣传材料，普及“非遗”保护知识。
    “一个70岁的人，还能为社会做些事情，累些也值得。”董文达关注非遗已有9年的时间，而在他看来，他从对“非遗”保护一知半解变成全面了解，越来越感受到全社会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社会中表现出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潜力。“如果身体允许，我会把这项工作一直做下去。”董文达高兴地告诉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那些几近消亡的“非遗”项目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