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不想让乡亲的期盼,跌落于山崖,大山的儿子执意回到家乡,坚守在群山、沟坎之间。从此,他用一双脚,丈量山间路,他用一双手,医治万人病,他用一颗心,脉动众人心。
贫瘠村庄、坎坷山路、病痛乡亲、颠簸前行……15年间,他24小时待命出诊,骑坏了6辆摩托,足迹跨越陕西、山西两省,永和、大宁、延长三县,方圆28个村庄,行程40余万公里,出诊次数165000人次,免收出诊费350000余元。
拂去阴霾、治病扶贫、寂寞英雄、不论功名……昔日同窗中不乏功成名就者,唯独他,埋下头,甘心做乡间一名普通医生,甘于清贫,乐于坚守。5400多个日日夜夜,病人就是亲人,电话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田野乡间出诊路上,一骑红尘成为过眼不忘的风景,他为村庄和乡亲带来了祥和与安宁。
他是乡村医生,他是优秀党员,他是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35岁的村民贺星龙,一位80后年轻人。
村医贺星龙:延续十五年的“24小时出诊”
齐崖、窑洞、枯树枝、高压线……冬日凋零的山景看遍后,黄色的即将凋谢的花朵,开在通往贺星龙家几孔窑洞的山路旁,孤傲而干净。
“龙龙的好处说不完……”
“不管刮风下雨,他都随叫随到,病人病情不稳定他就一直在床跟前守着。”
“只问我们收个药钱,药还便宜,态度又好。”
“村子里有龙龙在,我们过日子才踏实!”
“就有一点不好,从来不在乡亲家吃饭,怎么留都留不住!”
……
村口大树下,聚在一起拉家常的乡亲听到贺星龙的名字,你一句我一句停不了嘴。
2000年,从运城卫校毕业的贺星龙回到大宁县医院实习,实习期刚结束,他像毕业后放弃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一样,放弃了留院机会,回到他生活了15年的乐堂村当了一名乡村医生。
交往两年的女朋友因此跟他分手,曾经约定毕业后一起“闯世界”的同学摇头叹息说他傻,他却毅然决然一头扎进了开办诊所的筹备中。
他忘不了12岁那年,最疼爱他的爷爷身患重病却无钱无医治疗,弥留之际说得那句话:“娃呀,好好念书,长大学医!”他忘不了拿到卫校通知书却拿不出3000块钱学费时,是同样穷得叮当响的乡亲们三十、二十帮他凑齐了钱;他忘不了因为贫穷,乡亲们饱受无医痛苦的恓惶神情……
然而,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娃能看了病?乡亲们犯了嘀咕,自家土窑改成的诊所一度无人登门。
“没人上门我就出诊!”贺星龙印刷了4000张宣传页分发到周边各个村庄,宣传页上写着:宁肯多跑十趟诊清病因,不可少去一趟延误病情。并郑重承诺:“24小时上门服务!”
2001年年初,70岁的乐堂村村民张立山“死而复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庄。原来,已经被大医院连续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的张立山被家人拉回村里准备后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贺星龙被喊去家里。为了查清老人的病情,他一连半个月没有回家,在老人床前那把椅子上度过了十五个日夜,终于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老人的起死回生不仅感动了家属,更使贺星龙的医德和医技被村民们广为传颂。那以后,乐堂村找他看病的人渐渐多起来,背着两个40多斤重的诊包,贺星龙踏上了每天起早摸黑、翻沟爬坡的出诊路。
随着出诊范围的扩大、病人的不断增加,靠步行一天下来看不了几个病人,情急之下,贺星龙跑到县城废品收购站,花40块钱买了辆旧自行车,进村入户给人看病,每天的出诊范围扩大到3个村。然而,遇到雨天,泥泞的山路常常使自行车骑不稳甚至推不前,考虑再三,贺星龙狠了狠心,从信用社贷了4000块钱买了一辆摩托车。那以后,如虎添翼的贺星龙没日没夜地奔驰在黄河两岸的山庄窝铺。
党员贺星龙:没有职务的村干部
地处黄土高原的乐堂村在大宁县是出了名的穷村,沟壑纵横,土地瘠薄,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全村下辖4个自然村,143户、547口人散落在长达10公里的黄河东岸上,其中,留守老人和儿童高达340余人。
2004年,贺星龙当乡村医生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这一年的7月1日在鲜红的党旗下,贺星龙如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将平时工作看得出来、困难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表率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些年来,经他治疗过的28个村470多位留守老人中,最令他放心不下的就是13户五保户,他们无依无靠、无经济来源。2000年起,贺星龙主动承担起13户五保户的医疗费用,过年给他们送米送面,大年初一还把他们叫到家里吃顿团圆饭,每人买一件新衣服。他却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长年累月穿着开摩托车店的同学送的大红色工作服。
徐家垛村85岁的残疾军人贺德明身患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症已长达10年之久,每次发病,都令独自一人生活的老人痛苦难忍,只要老人一个电话,无论白天黑夜,贺星龙总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人这个病不能等,难受只是一个方面,不及时处理的危害性非常大。”
距乐堂村十里路的上村,五保户残疾人冯对生自幼下肢残疾,脚踝骨头溃烂严重,贺星龙一天一趟照料老人吃喝、帮老人换药、料理家务。老人生病住进县医院的那段日子里,贺星龙每天早上6点动身赶往县城,守在老人床前照料,手术单上家属签字一栏里,写着贺星龙的名字。
这些年来,光为13户五保户支付药费和其他费用就达45000余元,患者赊账、死账近6万元。
在他行医范围内的28个村里,留守儿童多时50多个,少时20多个,孩子们生病,他免去治疗费不说,还对特困户的孩子给予特别照顾。
索堤村村民贺云喜,妻子患有精神病,两个孩子无人照看,贺星龙就抽空带上妻子买了换季衣服去给孩子换上;步街村村民贺还平,妻子常年卧病在床,两个孩子只能丢给70多岁的奶奶照看,贺星龙就时不时给孩子送去书包和铅笔等文具……
揣摩兽医书上的案例、上网查阅相关病情,参照为病人看病的医学原理,贺星龙主动承担起全村600多只羊和150多头驴的防疫和医疗,为这个倚重牲畜种地、糊口的贫瘠山村减轻了后顾之忧。
村村通油路项目开始后,横穿乐堂村10公里的主干道在最后2公里处遇到了梗阻:因为修路过程中会毁坏位于主干道末端的曹家坡村部分土地,施工受到村民的阻拦。刚刚出诊归来的贺星龙听说后连家都没顾上回,径直去了曹家坡村,“路修好了我去给你们看病就更方便了,而且村里的西瓜、玉茭的销路和价钱也会好起来……”在贺星龙入情入理的劝说下,村民们不再坚持,纷纷散开了,“他的话我们信得过!”
80后贺星龙:我这辈子没白活!
乡村医生贺星龙奔波在出诊的路上,党员贺星龙活跃在需要他的村民们中间。然而,在乡村医生和党员这两个身份之外,像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样,贺星龙还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和一双儿女的父亲。
儿子常年翻山越岭奔波在出诊路上,家中的母亲每每坐立不安,既担心山路崎岖摔着儿子,又忧心儿子看病出了岔子,落下埋怨。熬不过那份揪心的母亲起初干脆陪着一起出诊,“为了赶着能多看几个病人,他总把摩托骑得飞快,我坐在后面就时不时说一句‘妈在后头呢’,他听见总要把速度缓一缓,他又跑快了的时候我就又重复一遍。”
2008年,乐堂村原有的小学被撤并,考虑到女儿可晶也到了上学的年纪,贺星龙的爱人陈翠萍便瞒着星龙在县城里四处踅摸着找间1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想让星龙在县城开间诊所,既方便以后孩子上学,也能免去星龙总在村里奔波出诊的辛苦。交了定金后,翠萍才回到村里向星龙和盘托出她的打算,不料却遭到了星龙的极力反对,在翠萍的再三逼问下,贺星龙嗫嚅着告诉了翠萍一个令她震惊的事实:为了节省浪费在路上的时间,贺星龙瞒着她贷了12500元钱,在30里外的移民新村买了两孔闲置的窑洞作为第二诊所,方便周边3个自然村的人有个集中的地方。事情的发展不难想像:定金要回来了,门面房退了,夫妻二人为此冷战了不少日子。“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星龙是不会进城的,他的心已经留在这儿了,他放心不下村里的病人。开了第二诊所也好,不用大老远背着那些药瓶跑,他能轻快点,我也放心些。”面对屡劝不动的丈夫,通情达理的翠萍选择了理解和支持。
2009年,陈翠萍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租了间旧民房安顿下来,从此,一家四口,分居两地。由于外出看病的贺星龙恪守“不在村民家吃饭”的原则,翠萍只能每个周末回家做足够贺星龙吃一个星期的面条和馒头,冷冻在冰箱里,方便他救急。然而,大部分时间都在出诊路上的贺星龙根本没时间煮饭,周末回到家的陈翠萍拉开冰箱门的一刹那经常满腹心酸:冰箱里的面条和馒头几乎原封不动塞在冰箱里。尤其到了患者发病高发期的冬天,忙着在患者之间来回奔波的贺星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晚上回到寒气逼人的窑洞里后,疲惫不堪的他常常等不及烧炕便和衣睡下了。
为了能让爸爸在家里安安稳稳过个年,除夕夜,年幼的儿子曾偷偷藏过听诊器,并因此挨了打;在县城上小学的女儿可晶一个学期难得见爸爸一面,问起她的愿望,小可晶一本正经:“我就希望我和弟弟过生日的时候,爸爸能来一块儿过。”
他从苦难中走来,在感恩中成长,他用一颗感恩图报的心和一双妙手回春的手描摹了一个乡村医生对故土和乡亲最深沉的挂念。
有人说他“疯”,有人笑他“傻”,曾跟踪拍摄他长达两年之久的翼城县党建研究会副会长高本增接受采访时则直言“反感”他。
“好几次出诊路上,他就在我的镜头里、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滚落山崖,一次比一次凶险,他总说‘病人的病情要紧’,我觉得他心里只有病人,没有自己、没有家人;更多次看病的时候,只要遇到条件稍微困难一些的病人,他从诊包里找出对症的药塞给病人就走,我在后面撵都撵不上,他总说‘他们真的困难’,我就想替他的妻儿骂醒他!我能看见的他危险了两年、倒贴了两年,看不见的那十几年里……”说到动情处,58岁的高本增几度哽咽。
生命中有许多你未必想做、可以不去做却不能不做、心甘情愿去做的事,这就是责任。这样的话俨然是贺星龙的写照,但淳朴的他说不出来,问急了他也只是憨厚地笑着说:“我没疯,我也不觉得自己傻,我这辈子没白活!”
记者 段碧蓉 刘静
责任编辑: 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