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回忆

抗战时期的干群情怀

　　临汾新闻网讯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今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浴血奋战，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那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革命前辈更是光荣的缔造者、是历史的见证人。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鱼水一家人。”战争年代，干群一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情谊令人动容，他们的革命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为学习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扎实推进我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本报今日特刊登张亚平、李哲夫妇的故事，以此激励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全市经济社会建设之中。

　　一

　　我是一个年近百岁的幸福老人。自称幸福老人，是觉得自己的一生，虽然道路坎坷历经艰险，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获得新生。如今，我99岁，老伴李哲95岁，我们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快乐无比。我耳还能听清、眼还能看见，思维比较灵敏，精神状态很好，孩子们笑称我是“人精”，不过我不是妖精的精，而是精气神的精，就是觉得浑身有劲。

　　我常常想，能有幸福的今天，少不了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和培养，一条是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领导和培养我走上了革命的星光大道，人民群众在危难时刻保护和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天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一来可以同声声讨日寇侵华的暴行，二来可以再次回忆抗战时期美好的干群情怀，感恩挽救了我生命的父老乡亲。

　　我出生在临汾县(现临汾市尧都区)东山沟的屯斗村。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不久，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临汾县做一般的抗日救亡工作，后来调到洪洞县，先后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和县委书记。那个时候，正是日寇在山西进行大扫荡活动最猖獗的时期，环境很恶劣。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破坏了的党组织，建立新的党支部，我们经常乔装打扮，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敌人作斗争。有一次，天快黑了，我装扮成一个卖杂货的小商贩，担了个担子，里面放些花生、芝麻糖、麻花等食品，到一个村里活动，路上被几个日本鬼子看见了，那几个坏蛋不由分说，把我推倒在地，饿狗扑食似地扑上来，把我挑的食品抢了个精光。他们还在我身上使劲踢，我装作昏迷过去。这几个坏蛋一边吃、一边尖叫着走了。等他们走后，我爬起来，赶回村里，叫上同伴，连夜开会，研究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

　　那个时期，不仅日寇活动猖獗，阎匪的活动也很猖獗。1942年的一天，阎匪的伪县长李宜选，一次下令，就杀害了洪洞县南垣一带7位抗日村长。群众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我们严惩阎匪杀害抗日干部卖国求荣的罪行。我们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但想到人民群众高昂的抗日激情，想到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抗战意志就更加坚定，对斗争充满了必胜信心。

　　二

　　1942年秋天，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扫荡加剧，斗争十分激烈，天灾也降到人间，洪洞天旱得赤地遍野，庄稼颗粒无收。干部群众都没有吃的，饥饿难耐。我们忙活上一天，一点粮食也吃不到，只能挖草根、拔野菜充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一下子病倒在地。群众说我得了伤寒病。那些天，我高烧不退，浑身打颤，鼻子流血，无法坚持工作。组织上劝我去看病，我说，在这么紧张斗争的时期，我怎能离开前线去养病呢?领导见劝说不行，就硬下命令，令我立即找个地方治病。我只好住到离县城不远的永疑村。

　　永疑村是敌人维持的一个村子，我住的这家，房东叫孟元生，家里很穷，住的是破窑洞，盖的是破烂被子，穿的是破衣裳。但孟元生是个共产党员，一说打鬼子，精神就来了。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对他说，我1937年出来参加工作，在临汾县干了两年。1939年山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卖国求荣，杀害共产党员。党组织为了保护暴露了身份的抗日干部，保存革命种子，送我到晋冀鲁豫边区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就调到洪洞县委工作，我在这里已工作了两年多。这里的斗争形势虽然复杂，但群众基础很好，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很有前途。他得知我的情况后，对我特别好，他们一家人像亲人一样待我，细心照料、精心护理，只盼我能早日康复、重上前线。那时，敌人到处封锁，药买不到、粮吃不上，我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眼看就支撑不下去了。他说：“老张，你可要硬撑住啊，万一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向组织交待呀?”我说：“老孟，我太感谢你们一家了，我就是好不了，也绝不会怪你们一点点。咱们是革命战友，共同支撑、共渡难关。”有一天，老孟指着他家窑洞里的一口棺材对我说：“老张，这是给我老爸准备的送终棺材，你若有个好歹，我把这口棺材送给你吧，绝不能让革命的同志留下遗憾呀。”他说这话虽有点半开玩笑，但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泪水就流下来了。

　　人常说天无绝人之路。事情有时候就是有点奇怪，人急了什么办法都可能整出来。有一天，老孟见我气喘得不行，以为我快支撑不下去了，想在 临死前给我弄点吃的。他对我说，你喜欢吃点什么，我去给你想办法找。我说，现在是秋天，你能不能弄几个梨?他说，行!我去给你找。第三天，他突然惊喜地对我说，老张，告诉你个好事，你不是想吃梨吗?我在邻村一个卖梨的老汉那里买了几个梨。那卖梨老汉说，你想吃就多吃几个，这东西，不但好吃，还能治病。我问他能治啥病，他说，最好的就是能治伤寒病，这是祖传秘方——把梨切开，用梨块在身上擦，一连擦上几天，伤寒就好了。老孟说完，就把带回的梨切开，往我身上擦。感觉真是不错。这之后，他又去买回一筐梨，连续给我擦了几天，真奇怪，病渐渐好了起来，我和他们全家人都乐坏了。老孟在我临近死亡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用土秘方治了我的伤寒病，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永远铭记着帮我、护我，从病魔中救了我的老孟同志!

　　三

　　病情好转以后，我又转移到了离洪洞县城较远的后汕头村，住在村支书侯金命家。侯金命30来岁，很能干，他妻子20来岁，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对我特别好。我在这里，一面继续养病，一面通过侯金命联系外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队伍。有一天，突然枪声大作，人声嘈杂。村里有人喊，快跑呀，鬼子进村了。我到门外一看，有几个鬼子，端着枪冲进村里。不一会儿，把村子给包围了。翻译官大喊：村里的人，不论男女老少，统统都到场上集合!没一阵子，敌人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赶到村口的场上。我也不例外，同20多个青壮年一起，排成一排，站在那里，听鬼子训话。鬼子翻译大喊：“这里边谁是八路?谁是共产党?站出来的，不杀，要是不自动站出来，叫人认出来，统统的枪毙!”鬼子头子哇哩哇啦狂叫了一阵，翻译官叫喊：“皇军说了，村里的人只要不是八路、共产党，是良民的，就可以回去。你们每家都认自家的人，认好了就带回去，不认识的人，谁也不能走，听候皇军的命令!”村里的人，一个个都领上自家的人走了。轮到我了，鬼子头子指着我，跟翻译官哇哩哇啦对话，显然是怀疑我不是这个村的人。这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在这个村里，除侯金命一家外，我和谁也不认识。心想，这下完了，难逃敌人的魔掌了。正在这紧要关头，侯金命老婆冲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胳膊，大声说，他是我男人，走，咱们回家去!翻译官问：“你刚才拉着的那个男的不是你男人吗?”她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我的丈夫。又指着侯金命说，他是我家长工。翻译官问村里的维持会长(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他说的对吗?”维持会长点了点头说：“这个高个子是他男人，那个人是他家的长工。”鬼子通过翻译官说，那你可以领走他了。一阵紧张之后，我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后来，鬼子叫我们几个青壮年把他们抢到的财物搬上，往附近的岗楼里送。我也只好跟他们一起去搬送财物。在搬送的过程中，路过一个拐弯处，我趁鬼子不注意，扔下东西逃下山坡，撒腿跑了，这才从敌人的虎口里逃出来。

　　之后，我立即回到洪洞县委继续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工作。革命胜利后，我时时回想当年抗战时期深厚的干群关系，想着从病魔和敌人虎口里救了我的家乡亲人，现在虽然年老不能多活动了，但曾经救过我的家乡亲人，是我永远的思念。

    张亚平口述 李哲整理

回望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

　　我今年95岁，孩子们称我为“90后”!

　　人老易怀旧，当年，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始终萦绕在心头。我们那代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我们把青春融入到了救亡图存的抗战洪流中、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

　　岁月如火如荼，青春无怨无悔，我们经历了战火纷飞的艰苦，获得了回味无穷的自豪。

　　1.全面抗战爆发，我们上课东跑西颠

　　我出生于晋南农村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父亲一面打工，一面上学，在北京读完了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太原钢铁公司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新中国成立初期，太钢大门上的“太原钢铁公司”六个大字就是出自父亲之手。

　　我7岁时，父亲送我到大同上小学。12岁时，他又送我到洪洞县上高校。15岁时，我考上了太原平民中学。

　　在平民中学上学期间，除学好正课外，我们还经常参加一些有意义的课外活动。这些活动大都与当时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事实上成了我们学生参加革命的前奏。

　　学校的音乐老师姓苏，他教我们唱进步歌曲。阎匪不让他教这种歌，他不听，坚持教。有一次，苏老师把我们带到海子边的一个亭子里唱，听的人很多，唱完了好多人都拍手鼓掌。我们越唱越有劲，好像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面抗战爆发，日本人打进了山西，太原吃紧。我们的学校就转移到徐沟县城隍庙。学校里又增加了一些从东北流浪过来的学生，他们面黄肌瘦、愁容满面，同学们感同身受，自觉地照顾和安慰这些东北学生。

　　在徐沟城隍庙待了一段，形势更危急了。日本飞机经常从我们头上飞过，到太原扔炸弹。校领导和老师们坚持给我们上课。不过上课的内容变了，语文、数学讲得少了，讲抗战的事情多了。老师给我们讲平型关战役的情况。老师十分激动地说：“同学们，咱们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一下就打死一千多个日本兵，缴获了几十门炮、几十辆汽车。把日本鬼子打得鬼哭狼嚎、屁滚尿流，好痛快啊!”我们和东北的同学齐声喊：“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在徐沟城隍庙上学，不到3个月，学校再也无法办下去了。一部分同学随学校到了陕西，有的回到了各自的老家。我扒上一辆运兵的火车，回到安泽老家。

　　2.到学校当教师，就是参加抗日

　　1939年2月，经孙振庭、张承慈介绍，我来到安泽县抗日第二高级学校工作，这个学校是专门为抗日而成立的，我到学校当教师，就是参加抗日。

　　1943年1月，我调到洪洞县抗日三高校当教员，一直当到1947年。这一段的教学工作总体上比较好。因为是抗战期间，一面教学，一面还在社会上参加抗日宣传，参加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经历不少，收获不少，可以说实现了一次思想和工作能力提高的飞跃。

　　抗日学校，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二三十岁，有的十二三岁。年龄大一点的我还称她们为大姐。有一个学生叫刘学文，生下孩子后不久，就把孩子奶出去，专门来学校学文化。她还当过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员，思想很进步，学习很努力，我让她当学生的伙食委员，工作很出色，学生们都特喜欢她。有位女生，年龄小已结了婚，爱人在部队。有一天她突然流了产，手忙脚乱，无人照顾。我就叫几个大一点的女同学帮助她。我还把她的脏裤子洗了，帮她烘烤，因一时烤不干，怕她受不了，我把自己的棉裤脱下来，让她穿上，我自己穿了两条单裤忍着冻照顾她。她激动地说：“李老师，你比俺亲娘还亲呀!”有位男生，父亲去世了，母亲工作忙，没法照顾他。他头上生疮，满头都是。我就给他洗头剪发，帮他治病。他不叫我老师，亲切地叫我姨姨。

　　抗战时期，办学条件很差，加上天灾人祸不断，师生们的生活十分艰苦。在北卦村办学时，怕敌人来袭击，我们和学生背上被褥，到离校八九里的破窑洞里住。没有枕头，就捡一块半头砖枕上睡。上晚自习没有灯，每个人就用小松树枝点着照明。有一天夜里，我们住在村里，天不亮，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不一会儿就听到枪声大响，原来是日本鬼子打过来了。我们赶紧领上学生往村外头跑。那时刚过年不久，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跑起来又滑又硬，我们死命地跑，敌人狠命地追，边追边开枪，只听到我们的脚下“扑哧、扑哧”地打来的子弹在响。跑到一块地的地堎上，我就往下跳，一下子崴了脚，疼得要命，这也顾不上了，还得跑。后来跑到了韩略村，钻进一个老乡废弃的窑洞里，总算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在抗日学校，我与校领导、师生们同甘共苦，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工作成绩也十分突出，学校评我为模范教师。当时，洪洞县推荐了四名女模范代表，出席太岳区召开的群英大会，我是代表之一。走到半路，传来敌人扫荡的消息，大会临时取消。

　　1947年，组织上调我到洪洞一高校任校长，直至太原解放，回到省城。

　　3.敌人到处封锁，我冒着危险送地税款

　　我参加革命工作以前，对党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参加工作后，我对共产党员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了要做一个共产党员的热切希望。我常到农民家里，和农民朋友一起学习、劳动，组织他们参加识字班，组织妇女给八路军做军鞋，动员群众支援抗战。在实践中，我逐步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1942年的一天，培养我入党的董旭老师找我谈话。问我，给你一根筷子，你能折断吗?我说能。他又说，给你一捆筷子，你能折断吗?我说不能。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太粗了折不断。他说：“这就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呀!你要想有力量，就应该加入党组织，在党的怀抱里成长壮大。这样你就能为革命作更大的贡献。”他的话对我启发很深、教育很大。后来，他又给我找了一些有关党的知识的书和材料，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渐渐地，心明了，眼亮了，我决心加入党组织，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1942年放寒假，我回到家，当时我村是洪洞县抗日县政府管辖的地区。我堂弟叫李仲桂，19岁，是村里的抗日财粮主任。他要把村里的地税款送到洪洞县抗日政府所在地武家庄。武家庄离我村有40多里地，敌人到处封锁，怎么去送呢?他发了愁，找我想办法。我说：“我和你一块去把钱放在一个袋子里，拴在驴身上，我骑上，你后面跟着。敌人检查，你不用出声，一切由我来对付。”第二天，我们穿公路、闯哨卡，胜利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可那时没想到怕。这件事后来组织上知道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表扬。

　　有一年，洪洞南垣一带大旱，发生了蝗虫灾害。校长带领我们全校师生去灭蝗。有一天，我们都起得很早，天刚亮，我们就到地里打蝗虫。因为蝗虫翅膀很长很脆，天不亮时，它的翅膀还不硬，飞不起来。一出太阳，翅膀硬了，到处飞，打起来就不容易。我们到地里打了一阵，打死了一些，可是蝗虫太多了，怎么能打完呢?

　　大家正在发愁，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点子，我说：“用拍子打，一次只能打一只。如果用土埋，不是一下就能埋好多吗?咱们回去拿上铁锹和锄头，在地上挖沟，挖好一条条沟后，咱们排成队，拿上扫帚把蝗虫往沟里赶，赶下去后，再把沟填好，蝗虫不就都死了吗?”大家听了，拍手叫好。说干就干，从第二天起，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去灭蝗虫，果然效果好，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全体师生选我为打蝗英雄，出席了洪洞县召开的群英会，会上奖了我一条白毛巾。

　　4.攻克洪洞县城后我配合部队查户口抓敌人

　　1944年1月，我由学校校长景毓福和老师董旭两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党交给我的任务更多了，工作更艰巨了，我也决心在斗争中磨炼意志、增强党性。这以后，考验的时刻无处不在，我也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1944年寒假期间，太岳行署开办了教员培训班。学校让我和两位男老师去参加学习。从洪洞起身时，天上就飘着雪花，一路上，越下越大，雪下得有一尺多厚，走起路来实在无法迈步。我的腿深深埋在大雪里，每走一步都相当困难。等到了行署驻地时，整个裤子都冻成了冰。一碰热又都化成了水，棉裤湿漉漉的。接待的同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刚躺下，就困得睡着了。醒来时，看见接待的两个女同志，我们也不认识，我们把湿淋淋的棉裤脱下来，她们帮着在火上烤。第二天，穿上烤干的棉裤，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们。在行署住了两天，不能开学，又碰上敌人的大扫荡，我们得立刻往回返，又在雪里爬行。那时的困难真大呀，但只要想着我是共产党员，就什么也不怕。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我们要爬着前行，共产党员意志坚，越是困难越向前! 1945年，组织上调我到太岳区地委党校学习。当时，正值党的七大刚开完会。聂真书记给我们传达七大会议精神。我听得很兴奋。八月份，听到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体学员高兴得不得了，到处都是欢呼声。学习结束后，地委组织几个工作组到洪洞县搞反奸清算运动。我参加了一个组，住在尹壁村。我们深入到每家每户，宣传发动群众，搞反奸清算运动。

　　1946年，人民解放军攻克了洪洞县城，在浓浓的战火硝烟中，我随部队入城，领导派我配合部队深入到各家各户查户口，抓隐藏的敌人，在街道里宣传党的政策，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1947年，我调到洪洞一高校任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在履行入党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派我到山西省总工会、太原市委组织部、太航仪表厂等单位工作。1966年，我调到太原市公用局任副局长。1982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了欢乐的老年生活。201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大喜日子里，党和政府给我颁发纪念奖章，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一名共产党员，思想永不退休、永不褪色。如今我老了，视力还好，每天坚持读书读报，坚持学习，我经常教育子孙们，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李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