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随同他的女儿范华多次拜访革命老前辈,至此,和柳川有关的那一段具有神奇色彩的革命故事渐渐呈现在我们眼前。
绝食抗日怒火烧
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1937年又发动“七七七”事变,一步侵占华北。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柳川看在眼里,气在心上,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积极寻找抗日革命出路,1938年1月,当他还在洪洞县城花店工作时,同本村袁祯一起加入牺盟会。就在当年底,他们俩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柳川曾向村民们讲,不打走日本鬼子不过年(过年绝食一天),不打败日本鬼子不进城,绝不向日本鬼子低头鞠躬,我们要有中国人的志气,绝不甘当亡国奴。
悉心培育革命人
1939年,柳川和袁祯回村后,恢复了因日寇入侵而停办的士师村小学。在这所小学教过书的人,除了柳川和袁祯,还有三区区区委书记杜绍武、区委委员陈岗福喜)以及庞志汉,他们都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对学生进行抗日教育,组织民兵抗日反顽,士师村小学成为一座“革命摇篮”。在这里,他们为党培育和输送了很多优秀干部。今年80岁的靳治才曾担任临汾中院刑庭庭庭长,他是柳当年的学生,同时也是柳川家前院的邻居。
说起那段革命历史,靳治才记忆犹新:“那时,我才9岁,在小学上一年级,上课使用的是抗日课本,柳老师经常给我们讲解抗日的道理。待鬼子一来,我们马上换成日伪课本‘装潢门面’,鬼子一走又换回抗日课本。柳老师还经常让我们给 邻村学校老师送革命文件,教我们将高粱秆的芯儿挖空,把文件卷成卷卷儿进去,然后用芯儿堵住,把文件送到目的地和联系人手中,如有回信,用同样的方法带回交给柳老师。记得一次,我去左壁村送情报,走到土塔儿时发现日伪警备队过来了,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边走边边玩里的高粱秆,就这样,我逃过了敌人的双眼,将情报顺利地送到目的地。”“1939年,我在洪洞县杨家掌抗日高小读书,因‘晋西事变’时势动乱,学校停办了,我便回家务农。务农期间,我经常去士师村小学看书报,接触了柳老师。他对我非常热情和关怀,而我非常钦羡他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爱打不平,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是村中德高望重的人物,他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和实事形势,是他把我们带上了革命道路。”89岁的庞志汉回忆道。
积极发展党组织
日寇铁蹄入侵山西,占领着铁路、公路沿线城镇。士师村属敌占区,该村村铁路两旁各挖一条深4米、宽4米的封锁沟。日寇在村南上桥村、村北左壁村铁路旁建有炮楼,村西汾河以西又是阎(阎锡山)占区,日、阎阎特经常在村中出没、胡作非为,并监视抗日进步人士的活动。
1939年,柳川和袁祯以小学教师为掩护,秘密地建立了党组织。不久,柳川发展靳福元入党,3名党员组成一个支部,柳川任支部书记,袁祯任组织委员,靳福元任宣传委员兼村长。
该村时常受到日寇、阎锡山军队的侵扰,老百姓度日如年。白天,日寇堂而皇之来征税,一亩地收一两银子,若是交不起银子就强行收麦子;天一黑,乡亲们裹上包袱,挑着担子前往八路军驻地,为他们送去棉花、食盐、火柴、煤油等物品。
半夜里,阎锡山的部队开始出动,也来抢粮。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柳川积极组织士师村的地下党开展活动,发展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到1944年为止,柳川先后在北营、南营、左壁、士师、上桥、杨曲、羊獬等村建立了五个党支部,发展了50多名党员。此外,还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 —“抗日大同盟”、“秘密民兵”,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抗日反顽活动。
其后,士师村党支部成了中心党支部。1941年到1943年,士师村党支部连续3年被洪洞县三区评为模范党支部,柳川被评为模范党员。
掏引河水解旱情
1941年夏季,久旱无雨,眼看庄稼地就要旱死了。当时,因汾河主流西移,汾水离汾河东岸足有五华里之遥,水车无法进行车车水地,群众忧心忡忡。这时,柳川、袁祯和村干部商定,动员群众掏引汾河,把汾水引入东岸以便车水浇地。
紧接着,柳川等同志按每户地的多少分配了掏引河水的任务。全村村村拿起铁锨,使劲地掏引,五六天后,汾水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岸水车井内,村民们高兴得拉上牲口进行车水浇地,旱情得到了缓解,当年的粮食取得了大丰收。
当时,老百姓只知道柳川等同志是好人,为民谋利,所以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但不知道这是士师村地下党支部带领全体村民打赢了“人定胜天”这一仗。从那时起,党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加强,为今后开展抗日反顽工作创造了有力条件。
打击日寇不留情
1940年,在上桥驻扎碉堡的日寇向上桥村要个厨子。经士师村党支部研究决定,派共产党员乔占魁去最合适,一来他是厨师,饭做得好;二来他很精明,有一定的办事能力。
乔上任后,白天去碉堡给日寇做饭,晚上回家时把日寇的新动向及时向党组织汇报。
1943年的一天夜晚,洪洞县抗日政府县大队得知消息,秘密派出一部分兵力,其中有抗日英雄士师村的王双鱼,柳川带领地下工作者配合地方武装,轻而易举地把羊獬村姑姑姑窑堡给毁了。
士师村有个汉奸叫张狗蛋(化名),在日伪洪洞县新民会为日寇效劳,特别卖力,,他在师村成立自卫队,给上桥日寇碉堡站岗放哨,充当日寇爪牙,柳川代表“地下党”对他发出警告,他却充耳不闻,仍然我行我素,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一天夜里,抗日民兵秘密将他逮捕,押到村外水井边将其淹死。这一招真灵,起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极大地震慑了“汉奸”,他们纷纷对地下党工作者表态,保证不做坏事,愿为我方提供情报和武器弹药,争取立功赎罪。
想方设法筹弹药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抗战初期,八路军缺乏弹药,但他们仍然要保家卫国,正如这首《游击队之歌》中所唱,八路军想方设法向敌人要造好的弹药。过去的点滴,全部印刻在靳治才的脑海中。他说:“那时,日伪警备队常光顾我们村,一进村就是杀鸡、打鸽子,像我一样大的孩子们便自发地组成‘缉集弹药’小分队,趁敌人忙于抓捕猎物时,悄悄地走到他们身后,一个、两个,蹑手蹑脚地拿下他们身后弹药盒里的子弹或是手榴弹。有时,正巧被敌人发现,敌人会以‘小孩玩’为由,将其放行。待敌人一走,我们就将‘猎物’交回学校,由柳川老师等人统一保管。”为了收集弹药,还有一件奇事在士师村广为流传。巩锁柱是日伪警备队一名小队长,他弟弟弟巩金柱在抗日游击队当兵。一天,巩锁柱带一个班的警备队回家结婚,不料,弟弟在他结婚的头天晚上突然回到家中,用枪指着他说:“我代表八路军向你要100发子弹,你要不给,我立即枪毙你。”巩锁柱为了息事宁人,对他的士兵说:“这是我们的家事,大家好商量。”他让警备队凑足子弹交给弟弟,弟弟弟连夜将子弹送到了游击队手中。
说来也巧,20世纪50年代,电视剧《扑灭的火焰》中也讲诉了一对兄弟因缉集弹药而反目成仇的故事,其剧情跟巩金柱兄弟的故事一模一样。
光辉业绩引航程
柳川的作风和性格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人,也让许多人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他心地善良,遇到别人有难,总会出手相助。
有一年,柳川发了22元工资,哼着小曲往回走,半路上看见一个妇女哭得很伤心,原来,妇女用一年时间织好不少麻布,拿到集市卖了22元,却被小偷偷走了,这下,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可没着落了。柳川听后,立即从身上掏出22元,交给了那位妇女,安慰道:“别哭了,你把钱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就当小偷把我的钱偷了。”妇女接过钱,感动得不知道说啥好,这件事在士师村传为佳话。
靳治才说:“解放后,柳老师在临汾县委担任组织部长,他介绍我参加工作,一下把我分配到山区。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柳老师看出我的心思,严肃地对我说,‘现在你不理解,以后你就会知道我的苦心。’我听了老师的话,埋头工作,艰苦锻炼,,还入了党。来,柳老师调我到法院工作,我才理解他对干部的培养是先苦后甜的。
这些年来,我经手的案件很多,处决死刑的不下1000人,但没有一件冤案和错案。这些都是秉承柳老师教诲的结果。”近50年过去了,柳川虽然因病去世了,但却给儿女们留下了正派的作风和坚定、执着的信仰。他的一件“草地灰”军装、一枚篆刻名章、一张1寸照片成为女儿范华的念想和宝物。如今,柳川的名字镌刻在洪洞县烈士陵园的墓碑上,《临汾市志》也有他参加革命的相关记载,他的光辉一生指引着后人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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