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总，您好，我想和您商量个事儿，能不能给我的孩子减少点学费。”
“我们会为你免去所有学杂费。”
3月3日，是今年第13个全国爱耳日。在市区书荣大酒店的7楼会议室，康之声听力康复答谢会上，一位30多岁的妇女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这里，找到康之声听力康复有限公司老总李旭东，李旭东在了解到这位妇女的家境后，立即做了回答。一个失聪的孩子在别人眼里，或者微不足道，但在李旭东心里，却想让更多的失聪孩子，真正感受到有声世界的精彩。
3岁的小霞飞从不会发音，自去年选配了助听器，参加了听力康复训练班以后，已经能看口型模仿发音了；2岁的小婷婷不仅学会了简单的日常用语、礼貌用语，还会背2至3首儿歌；小铃铛和小东东已基本达到健全人的程度，相继进入普通幼儿园……看到一个个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孩子，因为配戴上自己公司的助听器，并且在自己创办的聋儿康复学校的训练下，一棵棵“铁树终于开了花”，发出了稚嫩的“爸爸”、“妈妈”、“老师好”等声音，李旭东说:“这是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候！”
当戴着眼镜、穿着西装、体形身材瘦小、40来岁的李旭东出现在记者面前时，记者感觉他神情虽有点孤傲，但眼角眉上却张扬出一股自信的味道。与他交谈时，他的侃侃而谈，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温暖起来。可就是这样一个在旁人看来不起眼的人，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故事：中国首届听力语言预防专业学习培训基地、全国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委员会认证成为“倾听中国”百城千店万人康复计划首批示范单位、全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病历资料管理软件，全部实际应用于验配当中……
1993年，还在临汾卫校上学的李旭东，发现很多耳聋失聪的孩子，由于自己的残疾上不起学。于是，他萌生了毕业以后要拯救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感受到人间有声世界的精彩。1996年李旭东在临汾市区一家医院租赁了一间不到16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他们艰难的创业之路。守家容易,创业难，当时的市民，对康复耳聋失聪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用说去理解他的这一举动。所以，他失败了，他赔光了所有的积蓄，还搭上了外债。但是，执拗的李旭东不服输，2000年，年没过完的他，他在总结失败原因的同时，就急于在朋友、亲戚那里开始四处筹措资金，再次将借来的钱投入市场。他明白要想开拓市场，先从转变经营方式开始，他将借来的钱全部投入到做广告上，散发传单、走村串户、跑市场，他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产品，相信他的产品。他把学到的东西全部搬上了课堂，为老百姓免费上课、免费为顾客做测试、评估，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老百姓开始认识到康之声带来的魅力。
市场渐渐有了起色，但李旭东不甘于这样的现状，他开始注重为了更多失聪儿童的福音，就要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为此，李旭东在华东师范大学接受听觉言语康复专业研究生教育，曾先后在山西省聋儿康复中心、中国聋儿康复中心、国家残疾人康复中心进修深造。他还赴丹麦、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访问学习。每年接受欧盟和美国听力学会和厂家的邀请，参加国际交流和学术研讨。李旭东成为了我国最早一批自己培养听力学、言语康复学专家，多年来一直工作在验配一线的李旭东，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助听器验配机构进行听力康复专业和机构管理的培训。
蒲县有一对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其中一个听力几乎为零，孩子的母亲要求给孩子看病，想送到聋儿学校，由于家境贫寒，根本拿不出这部分资金为孩子看病，更别说让孩子进聋哑学校上学，丈夫执拗不过妻子离家出走，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李旭东说，在一个有缺陷的生命还没发展成终生残疾时就去关心他，努力把他引导到正常方面来，而不是等到他们成为终生残疾时才去关心他、救济他，这就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多方奔走呼吁，并尽心致力于其中的一项最大的工作。为了更多家长的盼望，也为了更多失聪孩子早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2006年，他创办了临汾聋儿言语康复学校，此后，他将全部的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了这所学校。由于聋儿的特殊性，聋幼儿学习语言是一件艰苦而枯燥的事情，需要不断的反复，需要大量的时间，抓紧分分秒秒。然而只有教师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在聋幼儿语言教育活动中，更重要是培养学习兴趣作为先导，激励他们学习语言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聋幼儿的语言，促进他们真正地把语言作为交往的主要手段。
长期在高强度中工作的李旭东，身体状况每况愈下，2006年，在一次和老师研讨教学方案中，他晕倒在办公室里，在送往医院中，医生建议不能再从事过多的劳力和体力劳动。他只好将刚刚有点起色的学校全权交给了两个老师。他说，我不图什么回报，只想让孩子们有个归宿、能够听到这个世界更多美妙的声音。但就是这一点点的要求，有人怀疑，私营企业按标准做事，赚什么钱，人们对他产生的是更多的误解，说他不赚钱，图了什么，“我靠品牌生存。做生意，就别蒙人，要做到严谨、讲规则、讲良心。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李旭东做人的原则。历尽十几年的事业打拼，经他们公司服务过的失聪患者多达10万余人。为了让更多失聪患者康复，2007年，他们将公司总部开到了北京，他说，他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听”会“说”。（本报记者 赵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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