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正准备出版的长篇小说《烽火英雄》的封面，我打算用这本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10年前我就用第一部长篇小说、长达45万字的《从太行到延安》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送了一份贺礼。”日前，记者来到了苏胜勇的办公室，办公桌上一沓沓翻开的资料，电脑屏幕上正在编辑中的文档……这种忙碌的情形反倒让这位64岁的业余作家显得很有活力。11年间，他写了8部长篇小说，其中有4部都与抗日战争有关。
    “我从小听着抗战的故事长大，日军废弃的碉堡至今还矗立在老家附近的山头上，抗战时期军民修建的防空洞依然排列在一些胡同两边的墙壁上……”苏胜勇如此热衷于研究临汾抗战史并不是偶然的。1951出生在浮山县革命老区的苏胜勇，从小就聆听着老人们讲述民族英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有趣故事，一幕幕、一件件，铭记心间。随着上学、就业、当兵、进入仕途，他虽然离故乡越来越远，可是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和强烈。
    除了儿时的记忆，对苏胜勇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辈们，因为他们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党员。父亲苏茂露先后任八路军武委会主任、抗日政府区长、区委书记，叔叔也担任过抗日政府区长，兄弟俩被当地人称为“苏氏二兄弟”；舅舅曾在八路军中担任营长职务；苏盛勇的岳父乔丁珊更是一名老共产党员，1926年入党的黄埔五期学员，抗战时期担任过赵城县委第一书记、赵城县游击大队政委。
    在父辈们的熏陶下，苏胜勇从小立志从军。1969年底，他自愿报名参了军，成为一名汽车兵。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绚丽的边疆风情，令他血管里面奔腾着军人的血液，行动上张扬着军人的风骨。在紧张的军营生活之余，他从没有放下过手中的笔，每天把看到的、经历的、想到的都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使他的写作水平日益提高。
    1979年，苏胜勇从汽车连长的岗位上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原临汾地区交通局办公室从事文秘、机要工作。1982年，在国家第一批成人高考中被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毕业后又回到交通局工作，先后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局长等职务，工作一变再变，但他创作的爱好始终没有变。
    2004年，苏胜勇开始为解甲归田后的生活打点。几经考察、思索，他把文学创作作为后半生的生存依托。难忘的人生遭遇，丰富的生活阅历，扎实的写作功底成了他写作的基础。于是，一部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相继面世了。
    苏胜勇的抗战作品，大多以临汾当地抗日英雄或抗战事迹为原型，《烽火英雄》就是一部以临汾抗日英雄景仙洲为生活原型的长篇小说，苏胜勇告诉记者，景仙洲本是一位教过书的文人，当日寇铁蹄踏入中国时他能迅速建立起一支民众抗日的队伍，这体现了全民抗战的决心。
    “其实日本人的野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这是日本人94年前就开始编写的《山西省志》，完全是一部山西兵要资料的汇集，这说明日本人早在‘七七事变’前几十年就有了侵华野心。”苏胜勇拿出了一本略显破旧的《山西省志》，其中记载了当时山西省各县的农业、工业、铁路、公路、山岭等众多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胜勇认为1937年11月日军能在忻口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选择从娘子关突破，这一举动与这本《山西省志》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每天忙于写作的同时，苏胜勇坚持研究临汾抗战史中的大小战斗，在他看来有两次战斗不得不提，那就是佛庙岭突围战和东西坞岭大捷。
    苏胜勇说：“1941年9月23日拂晓，在我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到了日军奥村旅团的合围攻击，此战我军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日军将我军被俘战士押送到抚顺万达屋煤矿做苦工。在狱中被俘战士们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出狱后组建了‘中国避难军人收容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起一支近3000人的队伍，之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区将收容所改编为十六军分区特务第一团。”苏胜勇告诉记者，佛庙岭突围战体现出来的是八路军战士的不屈不挠和顽强的斗争精神，而东西坞岭大捷则体现的是中国军队的团结一心。1938年7月1日，日军从晋城向侯马运送军用物资的消息被八路军太行总指挥部侦查到，朱德立即通知卫立煌并与之协商了共同御敌的战斗部署，卫立煌派出嫡系第10师师长彭杰如，率部隐蔽在东西坞岭一带等待战机。7月29日，在晋城境内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后的日军残部1500余人及汽车200余辆向东西坞岭方向突围溃逃，当进至我军阵地前200米左右时，中国军队当即下令先用迫击炮摧毁了日军在前面开路的装甲汽车，又炸毁了后面护送的战车，密集的枪弹像雨点一般射向被动挨打的日军。此战打死日军1000多名，俘虏日军34名，缴获迫击炮7门，轻机关枪50多挺，步枪400多支，子弹无数，烧毁汽车200多辆，装甲车10多辆。
    “可以说，抗战的事迹影响了我一生，我计划到70岁时，再出版几部小说，当然这也需要我去走访和研究更多的抗战事迹。”采访结束时，苏胜勇告诉记者，自己将以“战士”的精神，用手中的笔，让更多人了解先辈们的抗战精神，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记者（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