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忠延
革命潮头的临汾义士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在这场壮举中,临汾没有甘居人后,而是勇立潮头,涌现出了不少革命义士。他们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投身山西的“争矿运动”,为即将爆发的辛亥革命推波助澜。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英国福公司与山西当局私立条约,将平定、盂县、潞安、泽州等地的煤铁开采权据为己有。这一事件引起有识之士的气愤,可是清政府居然雪上加霜,又将平阳一线的矿权也一并出卖。1905年,福公司为开采与当地乡民发生冲突,山西各界趁势行动,学生游行,士绅通电,纷纷表示“矿存则山西存,矿亡则山西亡”,一场连续几年的“争矿运动”气势汹汹地开始了。翼城县人李春溥,时任监察御史,曾两次冒死上疏光绪皇帝,气概超群,令人钦敬。
李春溥对故乡争矿之事倍加关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二月,他就上疏光绪皇帝,对外务部在英公使面前的软弱无能、提出尖锐的批评,还一条一条批驳了英国当局的无理要求。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言辞义正地写道:若事复一事,让而又让,我中国又从何富强哉?”这次上疏后,听说英公使着人前来斡旋,李春溥怕我方让步令英方再讨便宜,又上一疏,恳请皇帝“谕饬”丁宝诠,勿稍退让,以保权利”。置身宫廷,位居显职,忘记个人忧乐,忧天下之忧,忧民族之忧,实乃中华栋梁。
山西“争矿运动”风起云涌,激发了四川和两湖一带的“保路风潮”。1911年5月,清政府与英、法、美、德4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出让了粤汉、川汉铁路权,遂激起新的公愤。6月,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8月,成都罢课罢市。9月,军警开枪屠杀请愿民众,酿成“成都血案”。不久,同志军揭竿起事,四川各地闻风响应。清政府欲从湖北调兵弹压,由此为导火索,引发了彪炳青史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随之,各省纷纷响应,“辛亥革命”随即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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