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在教育战线上坚守了41个春秋，亲历了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

　　以我的家乡洪洞县苏堡镇蜀村为例，这是一个地处丘陵山区、有两千多口人的大村子，1950年我入学时，村里的初级小学在校生只有几十人(有不少适龄儿童不上学)，占用的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一孔坐西朝东的超大土窑洞，有两丈多高、五丈多深，上面是个二层木阁楼。全校学生就挤在这孔土窑洞里上课，由于光线昏暗，一年四季都不能闭窑门，即使冬天刮大风也是如此。当时，学校只有两位老师，实行二级复式教学，校长景华生在阁楼上教三、四年级，女教师王芝青在楼下教一、二年级。老师上课时的教具只有一根教鞭、几支粉笔，使用一块用烟墨刷过的黑板向学生传授知识。学校没有操场，早操或体育课只能在窑洞外的场院里转圈或做些简单运动。我上学的第二年学生增多了，学校搬到了村中的一座老庙里，所谓的教室就是庙宇中塑像前的一块儿空地，我们就整天看着泥胎上课。高年级同学的课桌凳是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收来的旧贡桌和老板凳，而低年级同学是从自己家里背的小矮凳。学生作业使用的纸张，是古版书籍的背面和石板、石笔。那时，高年级学生也没有自来水笔，而是蘸笔写字，没有现成的墨水，只能买来颜料亲自化开写字，并且还是竖写格式，很不方便。我们上晚自习时点的是自带的蓖麻油灯，后来才有了煤油灯。

　　改革开放后景校长退休了，他的儿子景占祥高中毕业接班当了教师，凑巧90年代末又调到我村任校长。在他任职的十五年间学校面貌日新，学校规模早已升格为六年制完全小学，拥有10个教学班，在校生达300多名，教师近20位。校园面积扩大了两倍，建起了10个教室的二层教学楼，还在东西两侧盖起了办公室、电化教学室、图书室及教师宿舍、厨房等辅助设施。学校又安装了远程教学接收设备、配置了教学仪器及投影仪等，教师讲课时可直接打开电脑把编写好的教案内容形象直观地通过投影仪显示在屏幕上，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教学效果极佳。

　　二

　　解放初期，洪洞只有两所中学，直到1956年全县才又增设了四所初中。1958年我考入洪洞县第五中学，校址在苏堡镇刘家大院，那是清朝康乾盛世时的一个地主庄园，当时学校虽然通了电、安装了日光灯，但经常停电，晚自习时同学们仍然得自备煤油灯。

　　当时学校占地9372平方米，建筑面积只有2973平方米。全校6个教学班近300名学生与当时的县立第二高小100多名学生挤在一起上课。学校没有专门的理化、生物实验室，也没图书馆，仅有几件简单的仪器和生物标本。上课时遇到实验内容，只能靠教师在黑板上画图示意。师生食宿条件更差，每个宿舍都是十几个学生挤在一间窄房子的土炕上，每到夏天苍蝇、蚊子乱飞，老鼠乱窜，跳蚤袭人。教师也是两三个人伙用一间办公室兼宿舍。尤其是师生饮水每天得从校外街道南边的“八村渠”里往回担，夏季一旦洪安涧河发洪水，我们就只能喝含有泥沙的浑水。直到我参加工作十几年后(1982年)调回母校担任总务主任时，村里打了深井，自来水引进了校园，彻底改善了饮水条件。

　　80年代后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苏堡中学(原洪五中)的面貌发生了巨变，无论硬件、软件都有了很大改观。从1992年起陆续拆除了有300多年历史的旧建筑，在三位校长任上先后建起了容纳八轨的一栋三层教学楼和五栋辅助楼，包括教工办公楼、学生宿舍楼、电化设备楼、师生食堂、理化、生物实验室、图书馆等，设施配套齐全，音、美、体教学器材相对完备。进入21世纪，到我的学生刘艳华(女)担任校长时，已经发展成了一所六轨制的初中，达到20个教学班，在校生近千人，教师队伍50余人，具有大专学历、高级职称的教师和学科带头人占有一定的比例。所有这一切有力地服务于教学，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三

　　1964年我从临汾师范毕业后回到洪洞，先后在曲亭镇范村完小任教师，在东张七年制学校、师村七年制学校、同上学校任校长。当时这些学校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入学率低，适龄儿童中还有文盲、半文盲。学校缺校舍、少桌凳的现象普遍存在，采取的是分散教学。如范村完小就是占用村里的天主教堂、旧庙宇和民房当教室；师村完小开始是占用范家祠堂当校舍，改为七年制学校后又迁到村北，利用原来的战备仓库(砖窑洞)做教室，两个分校则是用生产队的马房当教室；由于缺少课桌凳，县上只好采取措施，号召各村各校推广制作水泥简易课桌凳，对学生的健康十分不利。

　　改革开放后县上实行合理布局规划，通过集资办学、企业家捐资、财政加大教育投入等形式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如今范村、师村都成立了镇办初中，盖起宽敞明亮的标准化教学楼，配套了教学辅助设施，学生全部住校，集中统一管理，教育环境大大改善。师村村民委员会又在村中心盖了新的教学楼，建成了一所全新小学，同学们再也不用跑远路了……

　　窥斑见豹,从这一村一校的变化真实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人人都有求学途径，人人都享有出彩机会。我很庆幸，在我人生的暮年能够亲眼看见家乡教育的变化，从而发自内心地感谢党、感谢我们的国家，相信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杨生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