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1877年)，平阳府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荒。事后有人编写十字句“光绪三年大旱歌”，其中说“吃干泥，拌麦秸，难吃难咽，人吃人，犬吃犬，实实可怜”，是当时灾情的真实写照。百余年后提及此事，犹令人不寒而栗。

　　其实，光绪三年大旱，是指从光绪元年至四年连续4年的大旱，只是因为从光绪三年开始发生了人相食的事件，故后人称为光绪三年大旱。

　　史料记载，光绪三年，各省灾异迭出，广东、福建大水，江浙风，湖北蝗灾。自陕西、河南以至山西，皆大旱，而山西之灾最重。除上党稍有收成外，报灾者八十州县，而平阳尤甚。

　　大旱持续了近一年。冬初，有官名蒋濂者奉檄调任临汾，宰斯邑。下车伊始，头等大事就是赈灾。此时，前县令许某已设筹济局，绅商勷事者十有八人。接见后，查阅赈簿，食赈贫民约三万有余。越数日，闻赈灾来归者日益众，统计其数已达六万七千余人，而在学之寒廪生近九百名，与平阳营之借仓领济款者三千人，犹不在数。

　　筹济局设在平阳府城隍庙，城关及适中之乡皆设分局。蒋县令则不时轻骑简从，到厂督放，且张榜公布，以杜绝侵吞赈款之敝发生。

　　正当官府日夜不暇赈济之时，各地乘机抢劫赈局之风，又蜂拥而起。又有抢劫卖饼者，故卖饼者皆持棒。其抢劫者，或三五人，或十数人，甚或聚众百余人。乃请员帮办，率役查拿，陆续捕获，禀明正法，登时格杀管押。

　　是时，汾河边挖掘蒲根的人，肩挑车载，日以千计。蒲根面每斤卖至钱六十文，而四境榆树皮复被剥尽，榆皮面每斤卖至四十余文。更有剉木屑者，和干泥者，本欲求生，而适以速死。

　　至于杀食人肉之案，尤为奇闻创见，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虽严法惩治，而时穷势迫，愈出愈奇，犯者自犯，食者自食，一似俱怀无生之心。凡食过人肉，与抢劫犯到案者，个个鸠形鹄面，审视并无人色，尤令人诧异怜悯。

　　光绪三年冬，平阳武庙设转运局，车马驼驮，源源而来。

　　运城设平粜局。世事似有转机。而光绪四年二、三月，仍未得雨。面每斤涨至一百八十文，每两银易制钱千文。较三年冬，粮价反长三倍。

　　民间什物，了不值钱，但有顾主还价即售。以故，古今名人书画，及钟鼎樽彝之古董，荡然一空，致有“平阳宝尽”之谣。至于房屋地亩，其值尤贱;民间妖娆女，甚者或以一饼而嫁。

　　盖全县唯河西西南片，因有龙祠泉浇灌之利，犹有收成，其余每至一村，则残基败砖，横塞道路，满目荒凉，不堪入目。

　　大灾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恻隐之心。灾荒期间，国帑拨银七千、拨粮一万三千二百七十石;大商人刘颂清，令其好友沈潜放三千余金;至八月，江浙绅士严作霖等，又放银万余两。

　　大旱持续至光绪四年。五年春夏讫，仍未得雨。父母官蒋县令乃步行祷于姑射仙洞祈雨。也许是机缘凑巧，七日内果然得雨。四野沾霖，始足播种。然此时，野旷人稀，荒芜之田，十居三四，虽国家发放种子、牛马，而民间犹无力播种。

　　孰料祸不单行。是年夏，迁徙他处之鼠，复纷至沓来，至秋季，耗粟米，啮衣物，白昼概不避人。至冬季，豺狼为患，动辄伤人，乃出示悬赏，令猎户捕获，盖荒歉之余氛，犹未消尽。

　　光绪三年大荒给人们留下难忘的一页历史和沉痛教训。峪口村有一地址，相传是当年杀食人肉遗址。至今，每当人们凭吊时仍心有余悸。

　　上世纪60年代，闻喜某村曾发现一“丁丑大荒记”石碑(丁丑即光绪三年)，碑文曾被选为中学语文补充教材。碑文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重要论点，就是说老百姓把吃饭看得像天一样大;还提出了一个古人倡导的“耕三余一”的鲜明观点，就是说，农民耕种三年，应盈余一年，以防歉年。

　　此道理虽浅显，但对后人来说，仍不失为一种有益规诫，对今日的铺张浪费之风，亦不失为一面镜子，应引起人们警钟长鸣。  （卢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