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日，中国文化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雄狮登天塔，勃发志昂昂》的长篇特稿，该稿以凝练、简洁的文字，记叙了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的天塔狮舞由发掘整理、革故鼎新，直至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不凡经历。稿子发表后，在当地引起了广泛影响。

令人惊奇的是，稿件作者董文达是一位年长67岁的山西省工商学校的退休教师，临汾市民盟盟员。退休五年来，董文达以宣传“非遗”为己业，老而述作为非遗，为民族文化遗产传承鼓与呼，在各级报刊发表了30余篇文章。同时，作为民盟盟员，他不遗余力地议政建言，成为全市闻名的一位“非遗”老人。

非遗成为晚年的新选择

2007年，董文达从教师岗位退休，那年他61岁。一次，他去同学、临汾市文广新局副局长王军那里，王军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很多，但宣传非遗的人却不多。老同学无意中的一句话，却像闪电一样照亮了董文达的心空，他的直觉告诉他，利用有生之年鼓呼“非遗”，就是自己退休后继续工作的“新岗位”。

襄汾县陶寺村的“天塔舞狮”由“狮子上板凳”而来，相传始于隋，盛于唐，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是当地农村庆丰收、贺佳节时世代相传的一种娱乐形式。现年70多岁的李登山，原是陶寺村党支部书记，小时即拜师而成舞狮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李登山与县文化馆的梁铁锁合作，使其成为既饱含传统文化艺术，又具现代艺术因素的形式，板凳层迭最高时达9米多，群狮在各层之间弄舞，最高处李登山头顶一米多长的板凳，双手悬空，倒转向下，挥笔从容书写对联。2006年，“天塔舞狮”申遗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入选国家级非遗，仅说明天塔舞狮这一民间形式的优质，但即成为遗产，就说明它已距传统的大众化、娱乐性渐行渐远，一旦离开群众的眼球，它的生命力也许很快凋零。董文达先从天塔狮舞写起，也许有人认为，对一个中专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来讲，能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备课时几万字的人，拿起笔写新闻还不是小菜一碟吗?其实不然，新闻和教书虽然都离不开写作，但完全是两个行当，从未受过新闻业务系统培训的老董，做起这件事来其实就是闯入了一片新鲜的天地，其中坎坷可想而知。他先从揣摸报纸开始，离他家数里外的山西师范大学阅览室有各种报纸杂志，每天下午，老董都要步行过去，对着报纸细细琢磨上几个小时，进行自身充电。新闻的特点是先采后写，如果没有第一手从被采访者那里得到的资料，作者根本无法下笔，就像俗话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专业记者来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而对一位业余作者这一切都成为问题。几年来，董文达靠挤公共汽车、步行、借用拍照设备等办法，终于成就了一篇篇稿件。

在前往襄汾县陶寺村采写时，他先乘公共汽车30公里到达县城，而后又步行5公里到村，几次往返才掌握满意的素材。显然，对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仅采访一环就不是一个惬意而轻松的过程，所幸他先后撰写的有关天塔舞狮的稿件先后在《中国文化报》《临汾日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刊登。

在民间挖掘素材

董文达的家乡翼城县，素以“唐尧故地”、“晋国之源”而著称于世，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这里有着十几种传统文化遗产，翼城花鼓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品种，相传兴于唐初，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对于早已闻名遐迩、多次见著报端的翼城花鼓，在宣传上如何出新，从新的角度进行挖掘?董文达多次利用春节回乡探亲等时间，拜访相关方面的人士，查阅县志资料，探索花鼓历史渊源，深入花鼓传统浓厚的村庄座谈，从中筛选新闻角度，渐渐，他的思想清晰，综观有关翼城花鼓的宣传，都集中在花鼓技巧、曲牌、历史沿革等方面，而对花鼓的具体传承人及其脉络略显粗糙，于是，他决定写一写翼城花鼓的传承人。那时，翼城花鼓的最后一位传承人是城关镇杨家庄的杨作梁，他生于1938年，少年时即拜本村花鼓30余代传人杨生汉为师，学得了其全部花鼓精华，并以独创《三鼓朝阳》鼓段闻名乡里。2008年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董文达找到杨作梁的亲属多次深谈，光采访就记下了1万余字，写作时正值盛夏，酷热难当，一周时间中，他三次重写，终于成稿。

这篇题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稿件刊登在《翼城史志》上。史志办的工作人员讲，这是全县唯一一篇有关翼城花鼓传承人的详细记载。2010年，杨作梁的去世，令董文达想到了许多，他意识到目前花鼓传承人多数年事已高，其掌握的花鼓传统技巧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现实，如何从老艺人那里挽救花鼓原始资料就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为此，他又及时总结了翼城县委、县政府如何站在文化立县的高度，把花鼓保护列入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一系列有效做法，以《翼城花鼓走出了保护非遗的好路子》一稿，发表在当年7月7日的《临汾日报》上，在全市产生了一定影响，临汾市非遗中心的负责同志专门约见他交流看法。

呼吁社会关心“非遗”

斗转星移，董文达已在宣传“非遗”的路子上走了5年，伴随着清苦的写作生涯和寂寞的书斋，他的思路却越走越远。他看到，虽然我们国家已经把“非遗”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在采写过程中，也遇到了“‘非遗不是GDP，抓不抓都行’重申报、轻保护”等等不利于“非遗”事业的现象。他在撰写“非遗”有关报道的同时，也不断向各级政府建言献策，呼吁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重视“非遗”工作。

2010年，董文达通过调查研究，对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了加强和保护的建议，建议提到，一些地方领导对“非遗”重视不足，认识不到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不少地方财政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对非遗的保护只停留在计划上，柜子里，挽救意识不强，“非遗”面临人亡艺绝的局面，非遗学术研究队伍薄弱，理论研究更尝未提上议事日程等等，对此，他提出了领导要从战略意义上高度重视非遗，加大对非遗保护经费投入，建立“非遗”研究基地，加大保护力度等意见。

他在文中满怀激情地说，临汾市非遗项目有国家项目8项，省级项目54项，市级项目72项，县级项目134项，项目之多位列全省第一，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是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见证，我们身处此地，对祖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有什么理由让它流失?随后，董文达又来到临汾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临汾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在全省位居前列，但也遇到了不少具体的困难和问题，像人员编制少、经费不够用、“非遗”保护基础设施落后，保护宣传滞后等，他知道这虽然是一项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满腔热忱地揭示了现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2012年8月31日的临汾市政协刊物《社情民意》刊登了他的建议文章。

董文达说，潜心“非遗”，只是自己晚年的一份责任，写作“非遗”、宣传“非遗”，让它引起社会和人们的关注就行了。至于说到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除了上面所说颐养天年的方式，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件事干，有一份爱好。在工作中不断追随社会的进步，从中忙出愉快的心情，以此保持心态的年轻、思想的新锐，生命之树照样长青。（李宏伟 陈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