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65岁的刘玉川将收集的资料拿出来细细品读，里面藏着他年轻时的往事。那些发黄的记忆和电影有关，而他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自制工具 靠手艺“吃饭”

近日，记者在五一路的晋旺小区见到了老放映员刘玉川。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出生于蒲县克城镇公裕村，17岁那年，他初中毕业，迫于生计，干起了刷油漆的活儿。

兄妹7人，刘玉川排行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自力更生、多学手艺被他定为目标，唱歌、画画是他前进的动力。

1967年，刘玉川开始提着油漆桶寻找生计。“队里没活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出去找活。记得做油漆工需要尺子，但是由于家里穷，根本买不起，从小到大无论需要什么东西，我都是自己做，在地里干活用的铁锹、筐子都是我自己做的，尺子也不例外。”刘玉川笑着说。

刘玉川的勤劳、多才被村里的人看在眼里，1968年，在邻居的撮合下，他和妻子结婚了。

婚后的日子，刘玉川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就抽空去十里八乡刷油漆。1972年，刘玉川落户于克城镇北辛庄村，成为一名代教老师。在这一年，他曾给村里一位北京知识青年画像，无意中被当时的县领导看见了，在夸赞他才艺高超的同时，调他到克城镇政府担任干事。半年后，通过培训，刘玉川成为镇上的电影放映员。

屡被提拔 与电影结缘

从此刘玉川的工作和放映机连在了一起。十里八乡，翻山越岭，给贫困山区群众免费放电影。那些日子里，他不是在放电影的路上，就是在放电影。

电影虽然很受群众欢迎，但那个时代的放映员却非常辛苦。吃的是百家饭，睡的是临时铺，蚊叮虫咬更是不必说，走夜路也是常事儿。无论风吹雨打，还是数九寒冬，只要有人看，他都会坚持放。

“每当小孩子们跟在放置发电机和放映机的马车后大叫‘放电影的来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刘玉川说。看着从十里八乡赶过来的人将自家的条凳、竹凳、高凳、矮凳搬到场上，齐齐排在银幕一边，已经熟悉播放流程的他仍然会莫名紧张。

天渐渐黑了，露天电影院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嘈杂的声音犹如街头的集市。这时，离场不远的发电机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放映机旁的灯泡射出耀眼的光芒，而坐在旁边的刘玉川则被隐藏在夜幕中。机器发出一阵吱呀吱呀声，他缓慢摇动放映机把，白布上出现电影片头，喇叭里响起音乐，场内静了下来。

那时，身为放映员的刘玉川，除了放映电影，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电影宣传，即负责布置、美化、更换每天的海报，给百姓传递信息。海报上除了电影上映时间、片名等内容外，爱好画画的他，有时还会配画演员头像。

刘玉川笑言，在当时的山区，看电影是个时尚的事儿，哪怕一天放映七八场，几乎都场场爆满。群众们看得开心，但放映员却要吃不少苦头。

“有一次放电影时，突然下起雨来，可是观众们仍看得起劲不愿离开，为了保护影片和放映机不被雨淋坏，我就一手打伞，一手操作，那场电影下来我手都僵住了……”刘玉川回忆说，但看到群众快乐的神情，他打心底里高兴。

有时，刘玉川还要去一些比较偏远的村庄放电影，遇上山高路陡，只能扶着沉重的放映设备推着小平车，一步一步地走上去，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但当看到村民们高涨的热情时，他就觉得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

由于刘玉川过硬的放映技术，他还培训了十里八乡的放映员。很快，他的名声传到了县里，1975年，他被调到当时的蒲县电影公司(蒲县电影院的前身)。

“当时蒲县23个放映员都是我负责培训……”谈起当年的光辉岁月，刘玉川自信满满。

1983年，还是临时工的刘玉川，被升任为蒲县电影公司经理，1985年正式转正，1988年被调到蒲县煤炭局工作。离开了电影放映的他，还时时关注着电影业的发展，他说，只要组织需要我，我还会回来跟大家交流放映经验。

十几年的放映生涯中，刘玉川放映了上千部影片，放映场次数以万计。

退而不休 施展业余爱好

如今，已经退休的刘玉川，闲暇时还会参加一些文艺活动，甚至在他参与的合唱团里进行二胡演奏。说着，他拿起自制的“板胡”，动情地演奏起来。“说实话，以前很爱好文艺，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板胡，自从来到合唱团以后，看到同伴用的乐器我很感兴趣，于是就‘照猫画虎’做了一个，你听听声音怎么样?”伴随着美妙的旋律，记者看到，板胡的主杆上刘玉川还精心雕刻了一个马头像，他说：寓意着马不停蹄，马到成功吧!”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刘玉川的根雕作品在参加的展会中也屡次得到好评并获奖，现已被山西工艺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像演电影一样，唯有认真去演、认真发现生活中的素材，人生才会更精彩!”刘玉川说。（记者 亢亚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