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 “只要这个人进入我的视线，我一定会把他真实的一面拍出来给大家看！”从《党员媳妇盖金芳》《大学生村官郭科利的故事》《军官·村官·任玉林》到《山庄书记郝兰珍》《那山那人那狗》《村医贺星龙》……13年间，翼城县党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本增跟踪拍摄基层典型人物，用纪录片的形式讲述着广袤乡村的山乡巨变、基层人物的执着奉献。

        今年58岁的高本增自1982年至今，一直在翼城县委组织部工作。能和“摄像”这个行当结缘，还得从1994年翼城县委组织部与翼城县电视台合办的“伟大工程”栏目开始说起。这个栏目是为报道农村基层党支部在党建工作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而开设的，每期节目他都会跟着电视台的记者、摄像师一同前往拍摄地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摄像这门专业深深地吸引了高本增。

        2003年，高本增听说了翼城县南唐乡云唐村党员盖金芳的故事后，决定用摄像机把她的事迹记录下来。盖金芳的丈夫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家里还有两位高龄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家庭的重担全落在盖金芳一个人身上，朴实而善良的她打动了高本增。他拿起摄像机，一拍就是五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党员媳妇盖金芳》。2009年，这部纪录片在全国第十届党员电教片观摩评比中获得了一等奖。

        “一开始，我都不知道咋用摄像机，更别提拍纪录片了，就向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请教、买专业书籍看、从网上查资料，慢慢地发现，自己可以拍几个小短片了。”高本增是翼城县南梁镇中贺水村人，上中专之前，在中贺水村当过团支部书记和村委会副主任，后来考上了曲沃农机校，专业是农业机械。没有学过影视方面知识的高本增，通过自己的努力，掌握了一些关于拍摄影片的基本要领。“拍了盖金芳不少素材，导到电脑上后，我傻眼了……”不会剪辑影片，让高本增犯了愁，“我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打退堂鼓，我不会拍，不会剪，可是我会吃苦！”2008年，高本增托在北京做影视剪辑工作的朋友帮忙剪辑片子，为了达到自己心里想要的镜头效果，高本增吃、住都在朋友的工作室里，累了就睡在沙发上，饿了就泡碗方便面，用了一周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

        随着拍摄的故事越来越多，高本增的拍摄范围也越来越广，方便起见，他给自己改造了一辆“房车”。“我把车后排的座都拆了，架起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床底下我做了几个箱子，放我的摄像机、三脚架、被褥、雨伞……我把窗户里面订了层窗纱，夏天在车里睡觉，蚊子进不来还通风。这样外出拍片时，晚上我就住在车里，比较方便。”2011年，高本增用儿子结婚的买车钱给自己买了辆依维柯汽车，并把它改造成了适合自己拍摄用的“房车”。

        儿子问他：“爸，你咋买了辆这车？以后不开了，二手都卖不出去。”高本增回答说：“我拍片子，还不开它十年？”儿子没有跟父亲争执下去，他打心眼儿里心疼老父亲，他给父亲买了冲锋衣、皮裤、棉靴，只希望让父亲在寒冷的冬天外出拍摄时穿得暖暖和和的。

        为了拍摄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村医贺星龙的故事，自2013年至今，他去了乐堂村15次，前前后后有近100天。天气热的时候就住在车里，冷了就住在贺星龙家的窑洞里，与贺星龙一起吃饭、一起外出。为了真实地反映贺星龙“随叫随到”的出诊原则，他不顾下雪天恶劣的气候条件，硬是尾随贺星龙前往患者家出诊，结果路上不慎摔倒，左膝盖严重受伤……2014年11月，高本增到北大人民医院医治膝盖，医生说要等半个月才能进行手术，为了真实展现贺星龙冬天出行的艰难场景，他放弃了治疗，回到乐堂村继续跟拍，直到今年4月份在家人的陪同下才去北京做了手术。

        “你图啥？年纪不小了，刮风下雨都拦不住你拍这个拍那个，你看看你这一身病！”看着丈夫至今还没好利索的腿，高本增的妻子韩香芬心疼不已。

        这些年，高本增的拍摄对象都是农村里的典型人物，为什么要拍这些人呢？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以前在村里当过干部，我深知农村人的不容易，我拍的这些人个个都是好样的，跟拍他们让我受益匪浅。就拿贺星龙来说，他能十五年如一日给老百姓上门看病，还不收出诊费，我咋就不能跟他100多天，把他的故事拍出来？他们都是值得我这样做的，只要我还能走动一天，我就要跟拍他们一天！”高本增说着自己的拍摄初衷。

        近几个月来，高本增正在跟拍襄汾县邓庄镇镇长马健，他说：“我想在自己腿脚还利索的情况下，多拍几部纪录片，把这些典型人物的事迹拍出来，传递一份正能量给大家”。

        记者 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