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晋城掀起抗日救亡高潮，我刚8岁。当时，家中有爷爷梁海生，父亲梁广田，母亲赵小香，我和二弟、三弟共六口人。舅舅赵永贵加入党组织后，把父亲发展成共产党员，成为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党的秘密会议经常在我家召开。母亲和我站岗放哨，烧开水。日军占领晋城，沿晋阳公路继续进犯阳城，公路两侧的老百姓都跑进深山躲兵。
    我的故乡铺上村是晋阳公路必经之地。
    全村东西走向黄瓜形，村西头是地主的房屋，村东头是穷人的房屋，日军放火把村东头穷人的房屋烧了。一家人看着被火烧的房屋，那个气愤劲至今记忆犹新。我家本来就穷，日寇把房屋一烧，连个窝都没了，真是雪上加霜。
    为了生存，全家人只好住进村东头的旧庙。
    日寇侵占晋城周村镇后，搜罗社会上的地痞流氓，成立维持会。本村地主梁某同维持会长郭某拉成亲戚。有一年麦收后，维持会打着日军的小太阳旗，强收小麦。爷爷梁海生，在穷人中威信高，和贫苦农民耿昌老人商量后，发动群众抗交，使维持会给日军收粮计划落空。七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和伪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铺上村，大人小孩东躲西藏，日伪汉奸抓住来不及躲藏的爷爷，严刑折磨，逼他交出粮食，他毫不畏惧，痛斥日军罪行，日伪汉奸恼羞成怒，把他老人家押至村东大河溺水而死。日本鬼子在搜粮食时，耿昌老人拿起一袋谷子往窑洞里藏，被日本鬼子发现，用枪托活活打死。
    日伪汉奸杀人抢粮后，扬长而去。爷爷被鬼子杀害后，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父亲一人身上。从此父亲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吃尽了苦头。他种田是把式，耕作技术样样精通；会编各种箩筐及家用家具；当过煤矿工人，会观察煤层通风与水流；做过厨师，擅长面食和各种油炸食品及农村婚丧嫁娶的酒席。在那个年代，无论怎样苦干，仍然吃不饱肚子，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命，他凭着两条腿，一根扁担，从阳城县后则窑到河南省修武县挑着百斤重的担子送火石片，回来担着竹器，百斤重的担子从不离身啊。虽然赚了一点点苦力钱，却被村里地主强行征去顶负担税，但他从来不向地主低头。父亲接替了爷爷在村东门前的小客店，接待八方来客。小客店也是我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站。1939年12月一个漆黑的深夜，我的舅舅赵永贵和一位老同志、邻村青年殷裕贤等人来我家开会，说是有紧急情况：“阎锡山到处抓捕革命同志，要在晋东南全面围攻决死队，捕杀牺盟会人员，杀害革命干部和家属……”开完会后，父亲又冒着大雪与刺骨的寒风，在夜色掩护下去南山（革命组织活动中心）送信了。也是同月的一天，地下交通员郭成林以卖生姜的身份挑着担子住进了小客店。生姜下藏有银元和药品。这是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他不慎暴露了秘密，两个劫匪一直跟踪住进小客店。晚上，两个劫匪持刀闯进郭成林住的房间要抢银元。父亲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同两个劫匪搏斗,把两个劫匪打跑,保护了郭成林和党组织经费的安全。
    有一次，父亲往阳城县町店村送一份紧急情报。夜宿八甲口村情报员家中，不料，黎明时日伪军包围八甲口，到处搜查，处境十分凶险。紧急关头，父亲沉着冷静，从情报员家中肩挑箩筐，假装去地里干活，他大摇大摆从日伪军眼皮下闯过，把情报送了出去。
    尽管送情报的工作十分保密，却引起本村地主梁某的注意，他向日伪军维持会长郭某密报。一天伪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铺上村，父亲感到情况紧急，急忙把未及时送出的情报藏到杂草堆里，并告诉我母亲要设法交给赵永贵。正在焦急时，伪警备队闯进来把父亲带走了。还把小客店内外搜个遍，未发现可疑迹象。伪警备队把父亲押至东沟镇，关在一间黑暗的小房里。审讯拷打了十多天未得到父亲与共产党有来往的口供。汉奸郭某、地主梁某非常恼火，见抓不住证据，就把父亲押到二十里铺据点，想在此暗害。傍晚送饭的郭师傅低声对父亲说：“他们没有得到你的口供，又对你不放心，要在这里下黑手，今晚赶快跑。”还给父亲送了个撬门用的铁棍，当晚深夜父亲跑了出去。先到亲戚家躲藏。他积极寻找党组织，直到同党组织接上头，之后，又开始了传递情报工作。
    由于家境贫寒，我未能上学堂，放养家里仅有的一头牛。
    这头牛通人性。我教它怎样、它就怎样。可恨的是派支差活，地主家的骡马牲口几十头，从未派活，而穷人家仅一头牲口，常被派支差。有一次，派下支差活，我赶牛拉车来到周村镇，伪警备队把支差的几十辆车组成车队，装上铁砖，往东沟镇集中。
    由于我是支差中年龄最小车夫，牛车在车队的最后。在伪警备队的监视下，车辆来到东沟镇大门口，我看到集中的车辆很多，又听到前面的车夫议论，集中编队后，要把铁砖往高平送。
    我下决心溜走，牵着牛掉头往回走，站岗的伪警备队问：“干什么？”我回答：“同村的车夫掉队了，回去看看。”没等这个站岗的反应过来，我一鞭子抽在牛背上，牛在路上飞奔起来，我赶着牛车到孟山村舅舅家避难。
    1944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村口河边割草，碰到一个急着过河的日本鬼子，他不知河水深浅，就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威胁我下河试探，鬼子的举动使我很愤怒，我就跑到水位有半人深的地方，示意能通过。鬼子见状，扛着军刀跟随我下了河。由于我对这一带水位了如指掌，就把鬼子领到水位最深的地方，趁不备，将鬼子推到水中，并夺下其身上的军刀，一溜烟儿跑进山中。鬼子在水中挣扎着乱喊叫，赶来的几个日本鬼子得知情况后，朝山上一通乱放枪。
    1943年至1944年，晋城先是蝗灾，后是旱灾，连年庄稼颗粒未收。老百姓把榆树皮吃光了，连多年枕头内装的陈糠也吃了充饥，二弟、三弟吃后，大便拉不下，父亲就用手指慢慢抠，心疼地流下泪水。
    1945年4月，晋城全境解放了，父亲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了，任晋城县六区公安助理员，我家分到房产和土地，过上好日子。这时，我15岁，父母亲毅然把我送到中共晋城县委，当了警卫员。我每天跟随县委书记郑思远同志开会下乡。有一天，领导把一封信交给我，让我连夜送到柳树口区委，我在山路上奔跑，按时把信送到区委。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份重要情报，区武委会全歼了在柳树口一带活动的小股日军鬼子和汉奸。不久，我向领导推荐，下町村同龄人于小堂、孟山村郭小富等也到县委当警卫员，我成了警卫班负责人。县委安排我和警卫员焦黑孩等人到河南省焦作县运一大车铁丝，回来的路上，两次遇到汉奸的伏击，我们英勇作战，打退敌人，把一大车铁丝安全运回，受到县委的表彰。
    特别难忘的是同晋城集镇观大庙的和慧道士作斗争，抗战中和慧勾结日伪汉奸干了许多坏事，他把日伪汉奸的武器弹药藏起来。晋城县委组织有关人员到集镇观搜查，由于我和同志们的机智和细心，搜出了武器弹药。郑思远深入调查后，写出著名的文章《集镇观好地方，松柏树长在石板上，揭开石板看，长在穷人的脊梁上》。这之后不久，传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好消息，晋城军民高兴得载歌载舞庆贺来之不易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