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

□ 王智刚

　　《赵氏孤儿》的故事从《左传》《史记》泛黄的历史书简里走向城市、村野鲜活的戏剧舞台，是文学张扬史学的一个样板，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重新唤醒一段历史，它使历史向着文学集结，并焕发出无限动能。从古老竹简里剥离下来的历史故事，因了元杂剧，深深地储存进了中国人心底。这种储存，汇集成宏大的民族记忆，整个民族记忆叠加出的便是属于我们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认知。

　　在临汾古老土地上曾演绎的赵氏孤儿故事便有幸成为这样一个由“史”向“剧”成功转化的范例。纪君祥是这个范例的创造者，他是临汾故事卓有成效的传播者。

　　作为一部历史剧，《赵氏孤儿》的故事经作者重新编织和构思后，充盈着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晋灵公昏聩不君，屠岸贾飞扬跋扈，赵盾一门惨遭诛杀，所幸儿子赵朔的遗孤得赖门客程婴偷带出宫。于是，屠岸贾欲将全城新诞婴儿尽皆屠杀以绝后患。程婴为保赵氏一脉，存续满城无辜，将自己儿子送与老臣公孙，然后揭发公孙藏匿大罪，屠岸贾立即发兵剿之，程婴子被戮，公孙自戕。屠岸贾以为得逞，从此可高枕无忧。狂喜之余收程婴于门下，并认所携赵氏孤儿为义子。岁月荏苒，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告知以实情，和所有人期盼、想象的结果一样——大仇终报。

　　鲜血浸泡的仇恨，因程婴、公孙、韩厥一路护卫，终于盛开了正义的复仇之花。其中虽赴汤蹈火吾往矣的悲壮、忠义、决绝以及为终极目的而表现出的匪夷所思之隐忍，与传统中国的审美丝丝入扣，在惊雷炸响山崩地裂怒涛呼号的惨烈基调中，完成催人肝胆的故事叙述，将一段临汾历史深深地烙入中国记忆。乡人梁衡在一篇散文中说，历史上的“两羽”（项羽、关羽）一勇一忠，成了中国人的偶像。这是民间的海选，与政治无关，与成败无关，是与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青史丹心并存的两个价值体系。一个是做人，一个是爱国。我特别喜欢梁先生“民间海选”的论断，在岳飞、文天祥之前，在关羽、项羽之前，程婴们的忠、勇已经撼人心魄了，至少从那时候起，忠、勇的形象塑造通过程婴们已在中国人的心底触手可及了。而《赵氏孤儿》将这“民间的海选”进一步固化，深深镂刻进戏台下无垠的人心。

　　宋朝皇室自认是春秋晋国赵氏之后，《赵氏孤儿》中“存赵孤”的主题在元初便具有了心照不宣的强烈暗示意义，这是书生们藏在笔底隐隐的民族意识。元代的统治者们不太搭理书生，他们大概不觉得书本里能翻腾出什么刀光剑影，所以也不太爱干涉书生文化。这样，蒙元放逐了书生，却也成就了书生，让书生们用另一种方式祭奠了远去的宋王朝，也祭奠了不再回返的出仕治世梦。

　　作为元杂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将《赵氏孤儿》与《窦娥冤》并提：“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杂剧的世界影响不可漠视，一些篇章、情节甚至牵动了欧洲文化大师的深邃思索。在余秋雨先生看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当首推《赵氏孤儿》。

　　法国的伏尔泰和德国的歌德都曾仿写过《赵氏孤儿》。当然仿写不是简单的搬运故事，它渗进了两位大师的近代人文意识和情怀，对纪君祥笔下的一些情节安排进行了重新思考、质疑、修改乃至颠覆。

　　譬如，换子。换子，程婴们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周厉王时，国人暴动，厉王仓皇逃遁，愤怒的国人总要找到一个情绪堤坝的决口，太子便理所当然成了众矢之的，成了父亲的替罪羊。也是千钧一发之际，大臣将己子献出，代替太子受戮。共和行政后十四年，躲过一劫的真太子即位，是为周宣王。程婴们应该知道这段历史，或者，更多类似的故事早已将换子赋予了某种对“义”的非凡理解。

　　但伏尔泰还是犹豫了，伏尔泰笔下的人物不同意以自己孩子的死换取君主孩子的生，都是襁褓中稚嫩的面颜，他们没有等级和距离，都是需要呵护的鲜活生命。

　　而歌德，则让他笔下的人物在面对假父亲真仇人时陷入两难，仇恨的大火在喉咙燃烧，但数十年的养育时光又横亘在心头难以猝然抹去。歌德没有写完这部剧，他无法给自己一个最终下笔的理由，或者说是无法给自己一个最终下笔的勇气。歌德犹豫了，他选择放弃，宁肯不写。这不是纪君祥、伏尔泰、歌德之间的进步，这是时间的进步，是一个新时代对旧时代的审视，是一场已经瞭望见人文曙光的欧洲对中古中国的抗辩和反思。

　　有时候，我想，唐诗宋词可能过于中国范，离开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营造的中国意境，即使是最完美的翻译，可能也不及原诗词味道之一二，于是它反而不及元杂剧对世界的实际影响，这是“俗”所彰显的价值。我们的故事能够跨越遥远的距离去撬动两位文化巨人的心扉，这是中国舞台的自豪。

　　当一段宫廷故事插上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翅膀之后，它便如昔日王谢的堂前燕飞入百姓的寻常巷陌，这样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承载这样故事的寻常巷陌便架构起隐秘的基因图谱，通过道白和唱腔，神奇地绘入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终于成为我们。

　　故事发生在临汾，这足以令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