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侯马盟书的发现，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侯马盟书》考古报告的及时出版，也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侯马盟书是幸运的发现，也是偶然中的必然，1956年成立的侯马文物工作站对当时每一项基建工地都配合的很紧密，考古发掘工作做得很认真。今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0周年，盟书的发掘者及盟书报告的编写者之一张守中回顾了盟书发现与整理研究往事。

    ——题记

    侯马晋国遗址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之一。侯马地处曲沃盆地的汾浍两河之交，这里土地肥沃，盛产麦棉，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故地。山西省文管会1956年在此设立侯马文物工作站，配合侯马市区建设，保护文物进行考古发掘。通过调查勘探，在同蒲路以西发现古遗迹十分丰富，有平望、台神、牛村古城址，配合平阳机械厂发掘有铸铜遗址，在浍河南岸的上马村，发掘一批东周墓葬。1965年，侯马市拟建设一新电厂，经过城建和文物部门碰头会商，厂址选在同蒲路以东浍河北岸秦村西侧，这一带地势平坦，古文化层单一，然而事情发展却出乎人们意料，在电厂施工中出土了全国罕见的大量盟书。侯马电厂工地的考古发掘工作由陶正刚负责，侯马工作站多数业务人员都曾参与工作，不过在盟书出土之前，大家并未认知这里是一处盟誓遗址。

    一、盟书的发现

    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起于1965年11月，讫于1966年5月，是跨年度发掘。首批盟书标本发现于1965年12月中旬，这一天上午队长陶正刚在工地值守，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同学们在电厂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在掘土中碰到一件件带土的玉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同学们感到很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拿一片，出土的石片当即被分散了，陶正刚得知消息，立即察看了现场，随即向老师、同学们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使分散的石片及时收回，这就是编号为第16坑的60件盟书标本。笔者首次见到盟书标本是在这一天的中午，准备到电厂工地换班接替陶正刚，我们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相遇，陶正刚把工地发现有字玉石片的经过告诉我，并从背包中取出用手帕包着的几件标本让我看，当时我俩都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考古发现。后来想想后怕，倘若盟书回收不及时，珍贵的60件盟书标本就有流失的可能。

    侯马发现朱书文字的消息迅速传至太原和北京，文化部文物局谢辰生同志专程由北京赶来侯马。山西省文工会副主任张颔正在平原四清工作队，听到消息后，请了7天假赶到侯马。张颔察看了发掘工地和出土的玉片文字，用5天时间赶写了一篇简报，并嘱笔者对标本文字作了临摹。12月下旬，谢辰生带着部分玉片朱书标本和简报稿返回北京，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物》月刊1966年第2期上的简报《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

    二、郭沫若为盟书定名

    在侯马盟书发现前夕，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到山西永济县慰问中科院下乡干部，回程拟在侯马考察。当时侯马站已做好接待准备，但郭老因患感冒临时改变行程，1965年11月30日上午在侯马火车站稍停，直接去了太原，只有随同郭老出行的夏鼐、徐旭生、张政烺等先生考察了侯马文物工作站。就在郭老离开山西不久，第一批侯马盟书出土问世。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是，1966年《文物》第2期刊载张颔简报的同期，也刊载了郭老的《侯马盟书试探》。郭老文章开首写道：“读了张颔同志的《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同时也看到了好几片玉片上的笔写朱书，我认为这些玉片上的朱书文，是战国初期周安王十六年赵敬侯章时的盟书……”郭老文章中对玉片上朱书文字作了进一步的解读：“敢不尽从嘉之明”的“明”字应读为盟。侯马盟书由此得名。

    三、王冶秋同志关注盟书

    由于历史原因，侯马盟书整理研究工作停顿多年。情况直到1973年8月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山西视察方有了转机。

    8月8日，王冶秋同志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观摩了盟书标本。次日，在领导安排下，我带了几册盟书摹本赶到太原迎泽宾馆向冶秋同志作了汇报。这天上午，山西省领导邀冶秋同志在省图书馆会议室为文物图书馆干部作报告，冶秋同志在谈到出土文物的整理与研究时，明确地提出要及时公布考古发掘资料，不要积压，更不要垄断。关于侯马盟书，他提出尽快整理出版，把资料公布于众，便于学术界共同研究。冶秋同志的一席话，对盟书整理工作是极大的推动，事后山西省有关领导及时召开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侯马盟书整理小组，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并限期完成编写任务，此后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

    四、整理小组鼎足而三

    侯马盟书整理小组成立，宣布名单时本有4人，因负责照像工作的一人始终未到位，所以整理小组就只有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整理小组没有任命组长，但三人工作非常协调，分工合作配合默契。三人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图名利地埋头苦干。

    王冶秋局长8月上旬离开太原回北京前，对出版侯马盟书期望很高，曾要求期限一年完成任务。盟书整理小组开展工作起步的时间是在1973年8月下旬，三人虽然尽心尽力，但由于盟书出土数量大，内容丰富，研究工作本身需要有一个熟悉材料的认识过程，并且中间还不时有其他的事，最终盟书整理小组苦战两年零四个月才完成书稿编写任务。《侯马盟书》于1976年12月出版问世，当时《侯马盟书》出版的消息刊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

    五、盟书临摹的苦甘

    侯马盟书摹本送到北京，出版社责任编辑经过审核发现了问题，提出摹本与照片文字不相吻合，要求返工。当时的情况是，盟书的照像工作迟于临摹工作，且在北京进行，作为盟书的临摹者我手头本没有原大的盟书照片，现在提出摹本返工让我无奈，但平心而论，责任编辑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为了书的质量摹本只得返工。

    这一次，再重摹有了高清晰度的原大照片，摹写起来顺畅许多，不但速度快，质量也有提升，可谓事半功倍，返工活做的值得。事后回顾摹本返工，最终受益的还是我自己，前辈学者唐兰、商承祚先生看到盟书摹本啧啧称是。两年时间我先后摹写盟书8万余字，从书法学习的角度看，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临摹侯马盟书使我受益良多。

    盟书的研究工作需要集思广益，今天我对盟书的认识水平来自多位前辈学者的引导。虽然郭沫若、王冶秋、唐兰、商承祚、陈梦家、张政烺、孙常叙、朱德熙等多位先生已经仙逝，但他们曾对侯马盟书的出土高度关注，或亲自撰文并参加讨论。当初倘若没有王冶秋局长亲自过问，《侯马盟书》也难以问世。

    今天我们要怀念感谢前辈们的支持和帮助。而《侯马盟书》的出版，只是对盟书开展研究的第一步，两千多年前晋国古人的盟誓文字内容，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今人所能搞清楚的。2005年秋在侯马召开晋文化暨侯马盟书出土40周年研讨会，全国各地学者发表论文近30篇，再一次对盟书的时代、主盟人、盟书分类以及对盟书中一些关键字的识读，展开热烈的讨论。学术界的争鸣是推动盟书研究工作的动力。对盟书的正确认识，需要逐渐消化，同时也需要有相关的新材料来参照对比。温县盟书发现于1979年，它与侯马盟书时代、国别相近，且出土数量丰富。我们期待温县盟书材料的早日公布。

    侯马盟书本身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张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