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龙 翟耀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悠悠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临汾这一位于黄河中游的古老城市具有重要的坐标性意义。传承和促进中华文化，不能忽视对临汾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和明确定位。

（一）

纵观中华文明演进史，我们不难看到临汾是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权威人士称这里是最早的“中国”。
        走进山西省博物馆，你可以感受到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文明摇篮”、“晋国霸业”两个部分都是以临汾为主体的：无论是十万年前的丁村人创始的“古文化”，抑或4500年左右陶寺人奠定的“尧文化”，还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人打造的“晋文化”，都有大量的考古和信史资料作为佐证。为此临汾市提出弘扬“三源”文化即：人类文明之源、中华文明之源、三晋文明之源的文化发展思路。
首先，临汾是中华古文化的发源地。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最重要的考古成果，就是在临汾城郊西南30余公里处发现了襄汾丁村遗址。让临汾人引以自豪的是丁村人作为距今10万年左右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代表，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初期的周口店北京猿人和晚期的山顶洞人之间的文化缺环。在丁村遗址出土的三枚丁村人牙齿化石和小儿头顶骨，在古人类学的研究方面意义非凡，证明了临汾所在的汾河流域是中华古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所发掘的多种石器尤其是形制独特，棱角锐利的丁村尖状器，是国内外绝无仅有的人类石器时代的瑰宝，说明丁村人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丁村文化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其次，临汾是中华尧文化的发源地。临汾市区东南20余公里的襄汾陶寺遗址是“帝尧之都，中国之源”。这一结论是今年6月18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由专家正式公布的。此消息在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对临汾人来说则有一种最终尘埃落地的感觉。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从1978年起就已开始，通过近40年的辛勤工作，初步揭示出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王族墓地、观象祭祀台、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等构成，兴建与使用的时代为距今4300—4000年。陶寺遗址还先后出土了最早的龙盘，最早的圭表，以及最早的文字。发掘研究认为，陶寺遗址是黄河中游地区目前可以确认的、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这说明起码在夏王朝建立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就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阶段，说明与之对应的尧时期已经进入了初级文明，已经有了一个更早的“中国”，这就把中国的文明史向前提早了300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在陶寺遗址发布会上介绍说，“陶寺遗址拥有文字和城市，也拥有可以表明等级制度的宫殿礼器，我们还证实了它存在的王权和都邑，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要素。陶寺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尧都正在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走出传说时代，逐渐向信史转变之中。”著名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遗存的陶寺文化，构成了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由此可见产生于临汾陶寺的灿烂的尧文化为以后夏、商、周王朝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再次，临汾是中华晋文化的发源地。中华尧文化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体系，晋文化与尧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重要的文化体系分支，它与南方地区的“楚文化”，分别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大区域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的碰撞融合成中华文化的主旋律。自晋文公起至晋悼公，称霸中原数百年的晋国，其都城就位于临汾所辖的曲沃、侯马一带。春秋时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极大发展成就了晋国的强盛，而晋国的强盛积淀了丰富多彩的晋文化。晋国率先发展的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同时铁制生产工具与兵器开始广泛应用，这在中国考古学人长达半世纪的考古历程和成果中得到充分的印证。遗址中晋侯墓地9代19座晋侯及夫人墓葬的发掘，共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1.2万余件、套，把我国晋文化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和高度。新近开馆的“曲村—天马遗址”博物馆是我国唯一一座完整展示晋文化的平台，最令人震撼的是入选“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目前我国所发现西周时期最大的陪葬车马坑，48乘陪葬战车排列成阵，100余匹战马形态各异，其考古价值、文化价值、观赏价值轰动国内外，向世人形象的呈现了晋国的丧葬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

（二）

打开璀璨的中华文化宝库，可以看到在临汾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无数文化精华。最可圈可点的，我们梳理出十项：
       其一：陶寺观象与星象文化。
       陶寺观象遗址主要有两项重大发现，一是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观象台，二是最早的天文仪器圭表。这说明早在距今41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是陶寺文化对推进世界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
       观象祭祀台面积约1400平方米，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集观象与祭祀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设施。陶寺观象台由13根夯土测柱组成，设计有12道观测缝和一个观测点，观测者立足于观测点上透过石柱间缝可以观测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巅是否在缝正中，由此可以观测到从冬至到夏至再到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令。《尚书·尧典》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观象遗迹的发现实证了古籍记载的可靠性。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圭。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上面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漆的竖立着的木杆以及玉琮和玉戚。专家们将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长测量，结果与天文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推算的纬度相符。
       星象文化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基础，是中华古代文化核心内容。它既是现代气象文化的开端，又是祭祀文化的肇始。因而陶寺遗址的圭表不仅用于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进行大地测量，确定“地中”，此便与政治有关了。于是专家们以陶寺城址中表为测量十字基点，推测出了陶寺文化四表地，证实了先秦文献所记四海之内地广数据的存在，印证了《尧典》中“光披四表”的记载和“王者逐中”的概念。“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从而破译了陶寺就是最早“中国”的密码。
       其二：仓颉造字与汉字文化
       中国的汉字传说是仓颉创造的，有了汉字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延续、传播和发展。
       仓颉是哪里人，众说纷纭，史书记载也不一致。一说仓颉是黄帝左史，一说是尧帝史官。临汾是尧的故乡，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遗留着不少仓颉的遗迹，流传着不少仓颉造字的传说。古《临汾县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左史，生而四目，有睿德。凡灵龟负图书，丹青甲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指掌而拼文字。文字即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只惜年代久远，仓颉故里碑已失，难以找回。不过，在临汾城南西赵村路口发现一块清乾隆年间临汾县令李家荣立的石碑，正面镌刻着苍劲有力的“仓颉造字处”五个大字，此碑现保存在临汾市博物馆。陶寺遗址中文字的发现印证了仓颉造字的传说。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扁陶壶上发现了两个陶文，字为朱色，其中一字确信是一个“文”字，这在考古界引起很大的轰动。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这样描述：“壶上文字颜色鲜明，笔画清晰，不难看出是用毫端粗大而软的毛笔书写的，由于陶面较糙，有吸水性，笔毫肯定要蘸饱浓浓的朱色。”同时指出同样的写法，同样的笔顺，见之于甲骨文，而这个陶扁壶的年代比甲骨文年代要早出将近1000年。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先生认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还证明毛笔书法与最初的文字一起诞生，而且这个文字很可能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文字。
       有不少人对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扁陶壶上“文”字，提出异议，认为它还只是“符号”而不是“文字”，但最早发现文字符号的地方就在临汾，临汾作为中国汉字最早的发源地当之无愧。
       其三：龙纹陶盘与制陶文化
       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主要有灶、罐、壶、瓶、盆、盘、豆及鼎、觚，均是烧成后施红、白、黄彩绘。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迄今中国考古发掘所见到的最早的龙的实物形象，誉为“天下第一龙”。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它提供给我们两个信息，一是4300年左右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二是当时临汾一带的制陶技艺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从旧石器时代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显著标志。临汾所辖尧都、襄汾、曲沃、翼城等县境内陶土丰富，为先民们制陶提供了物质基础。尧为陶唐氏，其所属的这个氏族是以先进的制陶业而闻名的。推测正因尧掌握了制陶技术，引领起制陶技术的潮流，方赢得了诸部族的拥戴，终其成为“天下共主”。尧的古都之所以称为陶寺一定是与制陶文化有关联的。翼城县也有个尧都村，是一个以制陶业而有名的村落，现在制陶工人使用的工具都与尧的传说有关，捣泥用的“端锤”叫“尧王玉印”，拍坯用的“端板”称“尧王金牌”；压形用的压板，大小、长短、宽窄都很像大臣朝见帝王的笏板便称“朝王板”。
临汾的制陶文化，自尧舜以来历代传承，不断发扬光大。及至唐宋临汾平阳窑所产油滴釉已弛名全国，进贡皇家。金元明清平阳窑仍是山西南部规模最大，烧造水平最高的重要窑口。现在临汾境内保存有很多重要的窑址，多年来考古出土了更多的精美陶器，加之民间的收藏品，这对研究和弘扬临汾的制陶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其四：尧王凿井与市井文化
       在临汾尧庙的广运殿与五凤楼之间，有一口井，传说为帝尧亲手所凿，故称尧井。也有人说真正的尧井是在尧出生地——临汾南郊的伊村，那里确实有一口古井。无论这两口井哪个是帝尧所凿，但都指证人类最早的井出现在尧时期。
       书载：远古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尧命羿射落九日，暑气顿消。尧亲凿水井，历九十日，清泉大涌”。还有一种传说，尧时期，天遇大旱，禾苗干枯，庄稼绝收，帝尧非常焦急，他四处查看，发现在蚂蚁来往密集的地方比较潮湿，他就那里挖坑，结果打出了地下水。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水井。有了水井，人们结束了沿河而居的迁徙生活，围绕水井定居，有了稳定的生活场所，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村落、集镇和城市。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的作者说：“凿井技术的发明，大大减少了人们对江河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可以到肥沃的冲积平原、富饶的山间空地去生活和生产，同时它解决了城邑的供水问题。因而，它不但增强了聚落的稳定性，而且也为城邑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有了井就有了市井文化，它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狭义的市井文化就是某地区街巷中、低层百姓具有生活气息的、传统的和经久不衰的、特色的文化现象。但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市井文化“却已成了人们追寻过去那种最质朴、原始、纯真生活方式而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市井文化也在不断变革、发展和进步。
       其五：皋陶造狱与法治文化
       皋陶是中国的司法鼻祖，是我国法治文化最早的典基人。史书中对皋陶有很多记载，据《左传》：皋陶为舜、禹时期的士师、大理官，即当时的司法长官。《明一统志》：“皋陶洪洞人，县南十三里，墓木之西，庙于崇坡之上，守臣以岁祀焉，制律也。”关于皋陶的功绩，《虞书.尚书》载：“皋陶造狱而法律存。”《夏书》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专家肯定，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和周代的“九刑”和“吕刑”都是从皋陶之刑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尧舜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初期转变时期，社会的发展需要法律的规范。针对部落间相互征战，部落主成批屠杀俘虏、残忍地对待罪犯的乱象，皋陶提出“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以划地为牢制监狱，制止杀戮，以不同刑法惩罚不同罪犯以显示法律的存在和威严。皋陶制刑注重教化，他提倡明“五刑”以弼“五教”，主张以“法治”辅助“德治。”所倡导并实施的“五教”、“五礼”、“五刑”、“九德”、“九族”,对于加强部落联盟，融合部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巩固国家和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皋陶制定的刑法是中国最早的刑法，是我国刑法的开端。
       法治文化具有强大的规范力，它可以内化为人们的个体思想，从而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使社会形成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社会公则。为弘扬法治文化，洪洞县地方政府于2007年10月在皋陶故里士师村修建“华夏司法博物馆”，最高人民法院发来贺电，指出这“是我国司法文化建设的一件喜事”，“皋陶文化为东方司法文化之源头，在华夏文明史上闪烁着熠熠光辉”。临汾作为皋陶文化的发源地，有责任认真研究其法制思想，为促进法制社会的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其六：击壤而歌与曲艺文化。
       流行于临汾的“击壤歌”，被公认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第一首歌谣。相传唐尧时有一老人在康衢大道上一边击壤，一边歌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就是我国最早的歌谣“击壤歌”。今天当你来到临汾市东北郊的康庄村，“击壤台”石碑依然可见。在临汾还能听到流传于帝尧时期另一些歌谣，如赞颂尧的《康衢谣》:“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等，说明，在帝尧时期歌谣很盛行。击壤，从字义分析，“击”是击打、投击之意；“壤”泥土的通称。由此推断，当时的击壤是一种投击土块以助兴的形式，其源于原始时期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后世逐渐改变了活动形式，改用石块、木棒等物，具有较强的娱乐性。以往的研究者均把击壤作为一种游戏，我们觉得与其把它作为游戏，倒不如看作曲艺的雏形，类似于现在戏曲中的敲梆和打板。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的起源不能不说是与远古民间的击壤而歌的形式有关。
       临汾既然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第一首歌谣唱响的地方，自然是以说唱为主要形式的曲艺传播最早最广的区域，以至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的摇篮，这是必然的。流传至今，人们仍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有道情、琴书、快板、花鼓、木偶、皮影等上百种之多。丰富多彩的说唱艺术催生了戏曲的形成，元代杂剧兴起使临汾成为京都之外最著名的戏剧中心，现在临汾的尧都、洪洞、翼城等县区保存的八处元代戏台以及洪洞广胜寺下寺的元代杂剧壁画，为我们留下了研究元杂剧的宝贵资料。脱胎于元代杂剧、民歌曲艺的蒲州梆子是临汾所在的晋南一带的主要地方剧种。蒲剧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早于京剧200年而成熟，对中国的戏剧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
       其七：尧王嫁女与鼓乐文化。
       鼓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悠久的鼓乐文化中，有一种震天动地、气势磅礴的锣鼓，就是临汾威风锣鼓。
       相传临汾威风锣鼓产生于帝尧时期。陶寺遗址出土了土鼓6件，土鼓为泥质陶，呈灰青色，陶质坚硬，叩之有声，出土文物佐证了鼓乐文化产生于临汾的传说。据传尧时期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生活在黄河流域汾河两岸的人们，为了庆贺丰年，举行祭祀活动，就创造了独特的鼓乐。帝尧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居住在洪洞万安村的舜，每逢农历三月初三，万安村婆家总要敲锣打鼓把二位娘娘送回洪洞甘亭羊獬村的娘家，羊獬村也要敲锣打鼓迎接，叫做“送娘娘”，“接姑姑”。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羊獬村娘家也要敲锣打鼓把二位姑姑送回婆家，万安村以同样的礼节迎接。由于接迎娘娘都以锣鼓相送，以示威风，从那时起就有了威风锣鼓。“接姑姑送娘娘”的习俗流传至今，两村每年举行活动，沿线各村齐动，规模宏大，热闹非凡。
       临汾威风锣鼓之所以流传数千年而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鲜明地方特色，深深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临汾各地，几乎人人都喜欢威风锣鼓，村村都有击鼓高手。最为称道的是临汾威风锣鼓多次为全国性的大型活动助兴，如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国庆四十周年庆典，全国农民运动会等。曾在天安门广场隆重表演，轰动全国，震撼世界。如今临汾威风锣鼓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尧庙陈列的一面直径3.11米的牛皮大鼓，还成功申报世界吉尼斯记录。近年来临汾人已把独具特色的威风锣鼓传播到祖国的大江南北，并交流到国外。
       其八：师旷定音与声乐文化
       师旷是晋国的音乐大师，他主要活动在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期间。史书记载，师旷，字子野，春秋时期“晋国杨地人”，即现在的洪洞县。该县曲亭镇师村东有师旷墓，传说师旷死后安葬在这里。汉唐以后，人们又在墓西侧建了师旷祠。至清代中叶，祠墓有十亩地的规模，可惜后遭破坏，现在仅剩十几株古柏与古墓相伴。
       师旷是中国声乐文化的创始人。他眼盲自称是“瞑臣”，但耳朵敏锐，辨别音律十分准确。他对乐器有极高的造诣，传说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停止吃草，仰起头倾听，觅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翘首迷醉，丢失口中的食物。师旷创造了五音六律，因而后人尊他为“乐圣”。他著作颇丰，可惜大多流失，现保存有《禽经》、《阳春》、《白雪》、《玄默》等。师旷把音乐传播和道德联系在一起，认为应该使音乐传播的教化无处不到，使德行传播的既广又远，用音乐来咏唱德行，用礼仪来节制德行，只有这样才能使远近无处不归化，这是我国正统音乐观点的最早反映，也是我国早期声乐文化的精华所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蕴藏着大量的传统声乐文化宝藏，师旷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其九：平水韵略与诗词文化。
       “平水韵略”是临汾人对规范和繁荣中华古诗词的一大贡献。中国的诗歌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一个先多样化后规范化的过程。从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一路走来，到魏晋有了五言形式，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随后“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开始注意音调和谐，
       唐代诗歌得到了高度成熟。盛唐时期诗歌创作之所以能达到顶峰，诚然是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但更重要的是运用了韵律，使诗歌走上了格式化、规范化、音律化。
       中华诗词界目前仍广泛应用的“平水韵”是因其刊行者宋末平水人（即现临汾尧都区）刘渊而得名。隋朝时的《切韵》共193韵，北宋的《广韵》又细分为206韵，到了南宋山西平水人刘渊著《壬子新刊礼部韵略》把同用的韵合并成107韵，金代同为山西平水人的王文郁著《平水新刊礼部韵略》，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平水韵。平水韵依据唐人用韵情况，把汉字确定为106个韵部，每个韵部包含若干字，作律绝诗用韵，其韵脚的字必须出自同一韵部，不能错用。
       王文郁是金代著名的出版家、韵学家和诗人。据说其父为宋刻书之人，金占领宋都汴梁后，被金兵虏往北方随后在临汾落户，王文郁就出生在临汾。他子承父业，从事平水书籍的整理编辑工作，在宋代官方公布的《礼部韵略》基础上，广泛征求意见，于金正大六年在平阳正式出版了《平水韵略》。该韵略之后成为金代礼部科举取士所用的官韵，并一直流传至今，被全球热爱格律诗的诗人所坚守。中华古诗词之所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与广泛应用诞生于临汾的平水韵关系极大。

其十：木版年画与民俗文化。
       平阳木版年画是汉族传统民俗工艺品，它与河北武强、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同为中国历来以年画著称的产地之一。平阳木版年画与古老的岩画文化、彩陶文化、雕刻文化、剪纸文化一脉相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陶、玉器、彩绘木案特别是蟠龙陶盘说明在远古时期平阳就有了雕版彩绘技术。到了春秋战国，平阳一带雕刻印技术已十分发达，宋金进入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北宋雍熙三年，平阳已有了官刻本，金代平阳“设局二十七，役工五百有奇”的雕刻印刷规模，成为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中国北方刻书中心。
       平阳木版年画如此繁荣，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治经济的推动。宋代自毕升发明活字排版印刷后，中国的雕版印刷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北宋灭亡时，金人以汴梁掳迁至平阳的刻工与书版为基础，在这里设置专门出版机构，管理民间书坊与书铺，使这里的雕版印刷逐渐繁荣，平阳遂成为金代雕版印刷的中心。二是民俗文化的基础。平阳木版画从创作主题看分为“六品”，即欢度年节的装饰品、日常生活的美化品、喜庆节日的馈赠品、传播民俗的媒介品、普及科学的实用品、弘扬道德的宣传品，都极具宣扬与教化的作用。木版年画是汉族农耕社会和民间风情的缩影，其仓神、财神、火神等作品，揭示了古代劳动者对丰年的祈盼；其福星、禄星、寿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从创作形式和用途看，平阳木版画除了年画外，还有中堂、屏条、拂尘纸、灶君、门神、天地神画，以及窗花、灯花等画。拂尘纸俗称“扑楞纸”，是张贴于炕柜、墙窑、碗架、桌边的画，既可防尘，又起装饰作用；还有纸灯画，是专为农民自制灯笼的张贴画。平阳木版年画的内容与形式在民间最为喜闻乐见，故而流传久远。
       目前能搜集到的五代至宋初时期平阳雕印的佛经书籍和佛图版画有《文殊菩萨佛图》、《药师琉璃光佛图》、《神农采药图》，金元时期平阳印刷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义勇武安王位》、《东方朔盗桃图》、《关羽图像》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特别是《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又称“四美图”，由金代平阳姬氏雕印，画面有汉代王昭君、班昭、赵飞燕和晋代的绿珠四大美人，其身姿绰约、风流华丽、洒脱庄重、栩栩如生，是我国目前保存的最早的木板年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为木版年画中的珍品。

（三）

综上梳理，毫无疑问临汾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如何使临汾的古老文化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还要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共同建设中，让临汾文化走出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作为一个市级中华文化促进会，我们阶段性的思路是彰显特色，突出重点，依托团队，促进“六传”。
       一，传诵诗词，促进诗词文化发展
       在“平水韵”发源地这块沃土上发起的汾水诗社将以传承平水韵为己任，为繁荣临汾中华文化而努力。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一是加强诗词宣传，扩大社会影响。要充分调动诗人和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积极因素，积极组织诗友开展诗词活动，共同为临汾诗词的繁荣与发展献计出力。同时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刊登社友诗作，报道诗社活动，提高临汾诗词人气指数。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普及诗词常识。积极推进诗词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军营活动，通过活动发现诗词新人，吸收新生力量，不断壮大诗词队伍，为传承中华诗词文化积蓄力量。
       三是办好诗词刊物，提高诗词质量。《平水诗声》是汾水诗社创办的，面向全国诗界的刊物，已得到国内外诗词界的肯定和赞许，被誉为全国唯一一家“平水韵的净土”。汾水诗社要继续保持这一特色，高举弘扬平水韵的大旗，不断提升水平，进一步扩大《平水诗声》的影响力。
       四是推进项目建设，打造文化景观。要充分发挥诗词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丰富历史、教育民众方面的作用，积极争取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设想依托百里汾河两岸的自然景观打造诗词文化长廊。
       二，传承锣鼓，促进鼓乐文化发展
       临汾中华文化促进会威风锣鼓分会是“接姑姑、迎娘娘”活动的十几个村庄的民间老艺人们自发成立的组织，他们雄心勃勃要坚守传统的锣鼓艺术，把原汁原味的威风锣鼓传承下去。
       一是加大挖掘整理的力度。在乡村民间收集珍贵的鼓乐曲牌和实物，并举办研讨会，对一些不同门类的打法和门派进行规范、整合与统一，特别是要采取措施保护好即将失传的曲目和技艺。
       二是强化训练传承的力度。争取举办各种层次的威风锣鼓技艺大赛，从中借以发现和吸收一些能人、高手。同时要强化培训，特别是重视对年轻人的传承，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使这一古老的鼓乐文化后继有人。
       三是促进区域交流力度。借鉴不同地方，不同鼓乐的艺术特点，不断提高自身技艺，让临汾威风锣鼓传向全国，跨出国门，走得更远。
       三，传授剪纸，促进民间文化发展
       临汾剪纸造型生动、构思巧妙，以其浓郁的地方特色被誉为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为把这一独特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临汾剪纸家协会信心满满。
       一是发动和支持艺术家参与唐尧文化艺术工程。围绕尧文化、晋文化、根祖文化和黄河文化创作剪纸作品。同时，依托文化传播公司寻找商机，开拓市场，扩展作品销售渠道，推动文化产品向市场转化。
       二是鼓励和引导协会成员提高创作和创新意识。聘请剪纸高手传授技艺，加大对剪纸爱好者的培训，逐步推进剪纸艺术进课堂的计划，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使人才涌现，作品迭出。
       三是组织和参加各类国内外的艺术交流活动。发挥协会的桥梁作用，参与国家和省级的研讨、会展、交流，特别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剪纸专业委员会的活动，使临汾剪纸走出山西，走出国门，成为文化交流的名片。
       四，传播茶道，促进茶路文化发展
       临汾是古代“万里茶路”和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历史的渊源和特殊的位置，使临汾茶文化促进会肩负着继承、弘扬茶文化的重要使命。
       一是多方传播茶文化。借助新闻媒体、广告平台、利用网站和微信等阵地，采用多种方式宣传中华文化及茶文化的国学内涵，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倡导的“茶为国饮，健康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要搞好培训，举办茶艺师、茶技师、评茶师培训班，同时经常性的举办各类专题文化讲座，使临汾茶文化知识更加普及，专业队伍不断壮大。
       二要创新搞活茶流通。“互联网+”是一种新的经济业态。必须适应新的商业模式，研究新的经营之道，推动茶叶专业市场和经营门店嫁接互联网技术，创新搞活老渠道，实现生产基地、销售市场和消费者的互联互通，在这一基础上把茶流通市场做得更大。
       三要开放促进茶交流。中华文化促进会发起成立的“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不仅为中国的茶产业和茶文化开辟了新的天地，且极大的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作为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城市以及现代区域级流通节点城市，必须站在国际视野的维度，积极融入茶协体。一方面是走出去，“借船出海”，参加各类茶叶博览会、高峰论坛会及其外出考察等茶事活动；另一方面是引进来，“借脑生智”，通过茶协体把高端人士请进来，帮助策划特色活动，以茶文化为载体带动临汾城市品位的进一步提升。
       五，传习陶艺，促进制陶文化发展
       古老的临汾制陶文化近年来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致力于陶艺开发的临汾清韵文化发展公司与山西师大专家团队联姻，正加紧推进平阳窑的恢复工作。
       首先，成立了平阳窑恢复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由山西师大美术学院院长李晓庵先生挂帅，吸收十多名研究者参加，负责平阳窑的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
       其次，进行古窑址的实地考察考证。课题组研究者与清韵公司开发者联合对临汾龙祠一带的古窑址实地勘探，收集遗存古瓷片，走访一些老艺人，并搜集书面资料。在此基础上整理平阳窑的历史资料，包括临汾制陶的起源与发展，所产陶瓷器的品类与特征等，于今年内发表论文，公布研究成果。
       最后，共同研发系列产品上市营销。根据课题组对平阳窑研究成果，恢复建造烧制设施，研发盞、杯、碗、盘、瓶等系列产品，力争2016年产出成品，召开新品发布会，扩大市场影响。
       六，传扬遗存，促进旅游文化发展
       悠久的历史为临汾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包括能够反映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及历代遗留下来的人类生活遗物，这是可供当代人开发利用的资源。临汾文促会的团队会员正对数处遗存进行传扬开发，为临汾的旅游文化加力。
       1.把人祖山建设成全球华人祭祖朝圣地。
       位于吉县的人祖山不仅风光迤逦，而且传说美丽，遗存丰富。远古时期伏羲女娲抟土造人的生动故事，旧石器时代柿子滩古人类文化遗址群以及人祖山区域内几百座历代建造的庙宇庙龛遗址等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里曾经辉煌过。吉县人祖山文化旅游开发公司董事长耿世文决心重光中华人祖文化第一山，把人祖山打造成全球华人祭祖朝圣地。人祖山开发规划分三期进行，用10年时间建造30多处景点，共需投资7.8个亿，到2020年全部建成。目前各项工作如期推进，公路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景区景点建设三个部分已成雏形，近日已开山门，迎接游客。
       2.把云丘山建设成中和文化养生旅游名山。
       坐落在乡宁县境内的云丘山是一座道教名山。景区内有全国最大的反季节冰洞群，夏日结冰，冬日腾气，同时遗存多处道观及古城池、古村落遗址，历史上曾有“河汾第一名胜”的美誉。云丘山旅游文化开发公司投入巨资，开发数年，景区的服务中心、旅游专线、缆车提升、停车场所等服务设施完工，2011年正式开放，使云丘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和宗教文化蕴藏开始进入八方游客的视野。云丘山景区主打三大核心文化：中和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每年举办中和文化节，逐渐成为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祈福庙会，是人们朝山拜顶、祈福还愿的向往之地。目前云丘山已声名远播，被评为国家AAAA级旅游风景名胜区，但在董事长张连水看来，还需要在设施建设上做精做专，宣传推广上仍要加大力度，文化发掘上做深做透，通过继续努力把云丘山打造成中国的旅游名山！
       3.把陶唐会馆建设成尧文化特色主题餐馆。
       建造在尧庙公园内的陶唐会馆，环境可谓得天独厚，在此可以漫行亭台楼阁，感怀千古圣贤，畅饮湖光山色，品鉴餐饮文化。对传统文化有着特别情怀的董事长赵军，并不局限于外部环境的包装，更把精力用在尧文化主题内涵的打造上。一方面是在菜系上以地方传统美食为基础,推出寓有文化理念的尧王宴,诸如“尧天冷拼”、“尧王贡面”、”“尧井亭汤”、“尧乡合蒸”等。另一方面是在空间上以名胜古迹、民间旺族、地域风俗、历史典故等地方文化为脉线，将散落在民间的文化遗存呈现在华美大堂，包括石雕、木雕、砖雕、匾额楹联、木版年画、刺绣剪纸等，打造出尧文化的全景景观。食客游人既可享受美食营养健身，又能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

 （作者 杨玉龙 系临汾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