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对“晋商”精神大加赞赏，他说，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是开放和诚信，鼓励我省弘扬晋商精神，努力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然而，提到晋商，似乎与临汾本地并不相干。人们会习惯性地联想到历史上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开展票号业务和茶叶生意的商人，很少有人把“晋商”和临汾历史上的商人，即“平阳商人”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平阳商人”是晋商的源流，历史上的“平阳商人”曾一度比“徽商”的名气还大。据史志记载：平阳府是明代山西乃至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平阳商人”在盐、粮、布、烟、纸、印刷、典当、钱庄诸业都很发达。虽没涉足“票号”，但从事的金融诸业中包含了“票号”的“汇兑”功能。平阳商人”创造了许多“百年老字号”，也产生了许多商界奇才，演绎出不少“创业故事”，在区内外留有很多商业遗址。

　　《骄傲的“平阳商人”》一文，对平阳商人从独有的区位自然优势、发起和成长过程、商业行为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平阳商人”在“晋商”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客观论证，对现阶段研究“平阳商人”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刻阐述。作者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平阳商人”进行了“拯救性”的研究，补起了“平阳商人”在“晋商”研究中的短板。本文史料丰富、内容翔实、见解独到，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

　　研究和挖掘“平阳商人”的特点，弘扬“平阳商人”的时代精神，对激发我市本土企业家的成长，促进我市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对外开放、经济转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事业，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过去的商业发展，从来具有对当代商业经济的暗示、启迪和开发利用的作用。“晋商”已经成为山西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的一张名片，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说起“晋商”，多指晋中祁(县)太(谷)平(遥)区域历史上的商人，多指“票号”业务和茶叶生意。临汾在历史上的商人即“平阳商人”，似乎不在其中或不是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就我所掌握资料，谈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促使全社会对平阳商人的历史地位有一个正确全面、系统的认识。

　　一、临汾历史上有从事商业非常优越的条件

　　区域商业活动是否兴盛，起重要或决定作用的因素，除政治、军事等上层建筑的影响外，主要就是物资条件、区位地理和人的因素，纵观历史，临汾可谓得天独厚：

　　第一是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启动之前，以临汾为中心的晋南地区有满足社会生产、生活“刚性需求”的丰富物资，可谓物华天宝。临汾自古以来，粮食生产包括小麦、谷子、高粱、豆类和各种畜产品、干鲜果产品、中药材都是比较丰富的，包括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从明清引进以后也快速发展，据有一定的商品量。不仅如此，临汾还有山泽之利，晋国以绛就有挖煤、掘铁、采铜和冶铸等传统，酿酒、造纸、印刷、织布、陶瓷等手工业也很发达。还有重要一点，“盐”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解州盐池这个中国内地最大的“池盐”在历史上较长时期与临汾同属一经济区，甚至就在以临汾为“治所”的同一行政区内。这些条件在“农耕文明”时代非常难得，这就使“平阳商人”在不大范围内就可以组织起无论是“军需”还是“民用”等各类物资，为商业活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二是有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在现代交通工具广泛使用以前，一个地区在陆路、河运中的位置非常重要。宏观看临汾，在历史地理版图上一直基本距于囯之中心的位置，而且离政治中心都不远。汉、唐以长安(咸阳)为中心时，临汾与运城地区同属河东郡，距京畿不远。元、明、清都城在北京，临汾也“近京都腹里”，属驿站加急三日可达范围内。从地里形胜看，古代漕运很重要，流经临汾的汾河是连接黄河、渭河等河流的主要水道，且有许多重要“码头”。山西表里山河，关隘很多，临汾在山西境内既是“南北通向”的“走廓”要道，也是“东达西接”的枢纽地带，境内古代驿站很多。金、元时期重修的平阳鼓楼“北达幽并”“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四句话很能说明这里地理交通的重要。

　　第三是临汾人很有经商的天赋。许多人有一个认识误区，似乎临汾人不习商业。这是不了解过去，简单用现代“商业地缘”看问题。历史地看，临汾民风习俗中，从商的土壤很深厚。据《北史》卷十五(常山王遵传附元淑传)载：“孝文时，河东俗多商贾，罕事农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识耒耜。”这里的河东指的包括临汾、运城在内的晋南地区。据明成化年《山西通志》对平阳府民风评价记载“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于耕织，服劳商贾……”在周敬飞主编的《中囯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中，讲到明朝时期山西有六大商帮即平阳帮、太原帮、泽州帮、大同帮、汾州帮、临襄帮，其中“平阳商人”就占了2个。临汾历史上许多村庄都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生产和买卖，以襄汾县为例，南辛店原名“木梳店”，福寿村原名“衣店”，崔村专门生产“线香”，京安生产花炮，贾罕“多有榨油坊”。按县说，曲沃的烟丝业、翼城的砂锅业都很兴盛。不仅如此，“平阳商人”把经商放在了“道德地高地”，明代“平阳商人”王文显提出：“夫商与士，异朮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财货之物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认为经商与做官目 标一样，都是造福社会。这是“平阳商人”有商业行为自信的表现。

　　二、“平阳商人”是“晋商”的重要源头

　　“晋商”是一个特定概念，是指发展在明、清，止于民国这一时期山西商人的总称。明初“晋商”的兴起，共同的认识是明朝政府“以纳粮中盐为主要内容的开中制”的实施。所以要搞“开中制”，与明朝政府的“国策”有很大关系。朱棣称帝以后，大规模修建北京城，把都城由南京事实上迁往北京。北京所在地区，历史上是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辽、金、元及以前一个较长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了这一区域，加剧了民族的融合，也减弱了这一地区军事冲突的风险。明朝作为中原政权，把都城定在边关附近，极大增加了“京师”的军事风险，保卫北京城成为明朝最大的国策。为此明朝政府实施了两个大动作，一是重修长城，二是沿边关设置“九镇”，这成为了“平阳商人”崛起的最大的商机。

　　明朝修长城，一是整修历史遗留下来的几近废弃的长城，二是加修内长城和在山西境内沿黄河和太行山南北向修建长城。仅山西境内，总里程就达到896公里，工程巨大。明朝政府最大的军事战略部署就是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长城一线设置了九大边镇，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其中两个镇在山西境内，两个紧靠山西，西部三镇距平阳府地理位置也相对较近。“九镇”驻防有大量官兵，多时近90万人，军马35万匹，还不包括官兵家属和大量役夫。

　　这两大举措都需要庞大的军需和民用物资，靠行政力量不堪负担，明朝政府打破食盐专卖，实行了“纳粮中盐”的开中法。具体办法是，官府出榜招商，商人应招，输纳粮食、布匹、战马、铁制品、草料等物资于边镇和施工工地，到指定地点后换取“盐引”，也就是釆购食盐的“指标”，凭“盐引”到盐场支取食盐，然后再到指定区域销售。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平阳商人”占尽商机：一是明朝政府的“开中法”先在大同镇、山西镇试行，然后才推到其他地方。二是平阳府粮食、布匹、蚕丝等物资比较丰富。三是当时解州盐池比两淮盐场产量不少又更近边关，而且在平阳府行政区内。四是平阳府在要道上，距多个目的地距离都比较近。五是“平阳商人”文化底蕴深且精于算计也能吃苦。各种史料证明，“平阳商人”确实抓住了这一机会，而且有很大发展。

　　由于“开中制”政策的功能作用，明朝许多大粮商、大布商也是大盐商，这一时期的“平阳商人”，出了不少大盐商，其经营规模超过全国著名的“徽商”中的盐商，而且也与徽商一样集中到两淮盐场的中心地带——扬州。

　　据史料载：“扬以流寓入籍者多……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靡至。”以“秦晋商人势力最大。且有西商无徽商”。据清同治年间《两淮盐法志》载，晋商中的大盐商多是平阳商人，如“乔承统，字继之，山西襄陵人，明季贡生，父养冲，中盐卒于扬州”。“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随父中盐于扬州。”“杨义，字宝元，号昆岳，山西洪洞人，其先业盐淮南。”周敬飞、胡安平著《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山西卷)记载的明、清山西在全国出名的大盐商有“太原的闫家、李家，河津的刘家，襄陵的乔家、高家，平阳的范家等”，按明·平阳府行政区划，其中四家是“平阳商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其中三家是“平阳商人”。对这一点，晋中的同志也是认可的，《晋商史料全览》(晋中卷)序中讲“明代山西盐商中以平阳商人为最”，“明代晋中商人在晋商中的总体实力和知名度仍不及平阳、泽潞商人”。据晋商研究的著名学者张正明.张舒在巜晋商兴衰史》中讲：“榆次、平遥、太谷、祁县、介休等县，其经济实力在明代尚是一般，比山西南部蒲州、曲沃、临汾等县差得多(蒲州明时属平阳府)”。各类史料都表明，“平阳商人”是晋商中的重要源头，开启了晋商兴旺发达之先河。（木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