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积淀

　　帝尧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和“陶寺文化”的确定，使陶寺成为我国研究国家文明起源和帝尧文化的主要地区之一，陶寺也因此成为华夏文明起源的摇篮。

　　陶寺，仅从村名就可以看出它的厚重，陶寺与帝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籍载：“陶丘有尧城，尧尝所居，故尧号陶唐氏”。陶丘，陶寺高而平的土地；尧城，陶寺也，帝尧居住在陶寺故号陶唐氏。还有《中国地名大字典》说，“尧初居于陶”。当然，与“陶尧”有联系的地名仅山东、山西就有不少，或者生地，或者故居，但需要史籍的记载与考古实物的考证，许多专家学者依据典籍和陶寺出土文物考古论证，结论几近相同，也就是尧最初在陶寺建都。另据考古发现，唐尧时期的陶寺先人在此即烧制陶器。根据挖掘出土的陶窑整体如葫芦状，同现在陶窑相似。原料就地取材，以泥陶与土夹沙陶为主料，产品为钵、盆、缸、瓮等，种类多样，造型各异，彩绘蟠龙纹陶盘就是最精致的一件。所以在陶寺村南称为“尧墟”的地区，特别是在赵王头、赵王沟等地，带花纹的陶片俯拾皆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家在现在名为“尧墟”（即宫殿区）的地方有一块农田，距离发掘出的宫殿区相隔一块地。那时我还小，父母亲对我说“今天上墟地里摘棉花”，当时我想，墟地就是土地疏松绵厚，可是黄土地不都是一样的吗，那里的土壤和一般土地并无区别，绝非土地松虚之意，反而比其他地方的地还要板结密实点。在地里作农活时，锄头经常碰在瓦片上，便把它拾起扔在田头地脚，却不知它的考古价值。那么“墟地”之名从何而来，是不是与“尧墟”有关，是不是从“尧墟”转化而来，为顺口简称为“墟地”。以上情况证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认定，都可见陶寺之“陶”名副其实。著名的民俗专家、考古学者陶富海先生经过对历史地域分析考证后，在《陶寺文化遗址》一书中说，“‘陶寺’理所当然可释为古陶国的首脑机关所在即国都。”因此，笔者认为，帝尧在此建都，有了陶唐氏的封号，由于这里的寺庙多，氏的谐音为寺，到后期逐渐演变，便成为陶寺。

　　前几年，胡建先生在《唐尧文化在古国文明中的作用》一文中明确提出，“由于陶寺城址所在的地理位置、文化因素和时代与古史传说的唐尧一致。因此可以说陶寺文化就是唐尧文化。”“五帝时代，当尧作为都邑的最高首领时期，陶寺都城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应该是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天下万国’的局面已经形成，尧都逐渐被视为中心地带，尧领导的都邑成为最早的‘中国’”，这就是远古的陶寺。

　　考古人的心血没有白费。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艰苦探寻，沉睡于地下4300多年的“尧都”终于石破天惊般地面世了。襄汾陶寺就是帝尧之都、中国之源。尧都陶寺已成定论。2015年6月18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陶寺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尧都正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4300多年前，帝尧在这里开创了最早“中国”，掀起了泱泱大国的浩荡雄风。陶寺遗址将成为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程的重要支点。

　　综上所述，可见陶寺与尧文化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陶寺有如此厚重的文化背景，陶寺的古迹遍地（包括了遗址内的中梁、李庄、东坡沟以及张相、张纂、大邓等村）是应有之事。

　　再从历史的时间进程和空间形式上去探寻陶寺大规模的寺庙建筑，是很有意思的。中国的唐代及元、明、清初，都曾有一个阶段的相对安宁，大规模的寺庙建筑分阶段在此时形成。由于各类文化的影响，民俗文化的传播，仅有农耕文明的陶寺人，也同样崇尚道德文化，相信佛家道家、阴阳五行，包括对天地神祇的虔诚崇拜甚至迷信。比如佛教，传说五台山掌门人崇佛大师偕同苏东坡曾到陶寺崇福寺、南岱山游览和传经布道。崇福寺仰祖大师亲自陪同游南岱山，途经沟儿里村因村东有一大坡，仰祖大师便提议改名为东坡沟村（陶寺遗址中期东南小城内即观象台所在地），也把苏东坡的名字留在此处成了一段佳话。而佛家传播的修行、智慧正是我们讲的道德文化，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陶冶情操、净化人心、启迪智慧。这就使当时的陶寺人寻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热心于寺庙建设，以祈求福祉平安。建庙资金除了佛家和尚化缘及功德钱，一部分就是大户人家的捐款，经年不断，才形成了如此规模、建筑样式不一的寺庙楼阁。正是以上诸多原因，陶寺的寺庙建筑，成就了一时辉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