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被发现

    要想了解《赵城金藏》，还得从它的历史渊源说起。

    广胜寺的上寺、下寺原为两家寺院，明清时期，下寺规模较大，僧尼和寺属田产要比上寺多很多，《赵城金藏》便由下寺收藏。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导致各地连年战乱，广胜寺也受到了冲击。赵城县开明绅士张瑞玑知道后，与上寺住持商议达成一致意见，于1928年将《赵城金藏》由下寺转移至上寺，交由上寺的僧人来收藏。

    当时的僧尼和赵城的绅士对《赵城金藏》的真正价值并不十分了解，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城金藏》被范成法师所发现，又经过南京佛学教授蒋唯心著文介绍，才为世人所知，并视为稀世珍宝。

    1934年10月，蒋唯心来到广胜寺，连续研读40余天后，编写了《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了《金藏雕印始末考》长篇论文。并于1934年12月刊登在《国风》杂志第5卷第12期。次年1月，又印单行本发行。

    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会曾派人到赵城考察《赵城金藏》，愿出22万块银元收购这部藏经，遭到断然拒绝。随后又有日本僧人和文物贩子在民间察访，愿以每市尺一块银元的价格收购，也未能得逞。

    《赵城金藏》遭窥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当年9月，日寇的铁蹄踏入山西北部。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了赵城县城，27日占领了洪洞县城。广胜寺处于日军占领区，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驻扎着日军的一个中队，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堡也有日本兵。

    为防止藏经遭遇不测，寺里的僧人把5000余卷佛经由广胜下寺迁移到山顶上寺，吊运进13级琉璃飞虹塔，并用砖石固封，进行集中保管。

    力空法师在他的自传中记载，当时，上寺中院先后落过两发炮弹，入地而未炸开。后院东厢的观音殿半夜起火，焚烧殆尽。在这期间，日本人曾向乡绅孔兆镜、鲁瑞打听过《赵城金藏》的下落，从而引起了力空法师的警觉。他原认为，日本系佛教之国，日军多系佛徒，两国交战不会祸害寺院。

    但面对现实，力空法师的想法有了动摇，一旦寺院和《赵城金藏》有什么危险，该怎么办？1942年，日本政府从国内派出一支所谓“东方文化考察团”来到中国，并声称要于农历三月十八广胜寺庙会期间登塔游览，显然是为《赵城金藏》而来。力空法师为了保护《赵城金藏》，决定求助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

    转运经书定方案

    不知所措的力空法师急走5公里路，来到设在兴旺峪的抗日县政府商议此事，当时的抗日县委提出立即抢运佛经的建议。他们一方面派人向太岳区党委汇报，请求派部队支援；另一方面派二区区委组织委员杨百庆以石门峪老师的公开身份，潜入广胜寺与力空法师商量转移经卷的要求和办法，并责成徐生芳大队长和赵城县公安局长刘骞制定抢运的方案。

    太岳区党委指示二地委，一定要帮助赵城县委、县政府，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前，将经卷抢运到二地委所在地；一定要保证经卷、力空法师和众僧及寺院的安全。二分区基干营一个连，当即由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率领前往支援。

    赵城县委、县政府根据二地委史健书记的指示研究了抢运方案，确定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三）夜间行动。

    由县委书记吴辰指挥，县长杨泽生、游击大队队长徐生芳、公安局长刘骞组成前线指挥小组。县长杨泽生在郭家节村指挥组织牲畜向根据地驮运。游击大队和太岳二分区基干营负责警戒监视敌人，组织掩护。刘骞带领人员进寺抢运。

    千钧一发运经书

    夜幕降临，营长罗志友、指导员王万荣率领的部队到达埋伏地点，徐生芳带领游击队员和各村的民兵分头到各村活动，杨泽生、刘骞在郭家节村对运经的人员说：今天是在敌人鼻子底下取经，一定要将经卷取到、保护好、运到指定地点。”刘骞带领运经小组人员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广胜上寺，力空法师让寺内僧人打开泥封的塔门，把经卷从飞虹塔三层取下来，交给了运经人员。运经者立即用口袋或包袱皮包好，将经卷背走。趁着月色，运经小组人员快步行走在山间小路上，有的队员鞋掉了，就光着脚跑。他们不顾荆棘挂烂衣服、划破皮肉，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着《赵城金藏》。

    东方泛红，天亮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民众和爱国僧人共同参加的转移《赵城金藏》的战斗胜利结束。没打一枪，没伤一人一畜，安全将4300多卷《赵城金藏》运到了太岳根据地。当最后一驮经卷离开郭家节村时，杨泽生县长和其他同志总算松了一口气。

    《赵城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了，太岳区党委曾派专人负责保护，在革命根据地存放8年，先后6次转移地址，几经转运，1949年4月，移交至北平图书馆收藏至今。（王隰斌 遆红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