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麦字据”见证“乡约”权威

同治年间，盗麦贼签字据、摆“重八席”息事

　　临汾新闻网讯 近日，我市著名收藏人来祥生先生淘得一张乡村“文书”，薄薄一张纸，寥寥数句话，反映的是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乡间邻里的一段往事。

　　其内容如下：“立盗麦字据文字人左荣主(注：据后文，荣”应为“永”，疑为口音之误)，情因偷盗左春芙之麦一事，大约盗麦拾驼(此处“驼”字应作量词解，意为成块的东西，相当于“坨”、块”)有余，左春芙达知乡约，左永主央烦侯梁智、左永科、张洪顺说合，情愿于(应作“给予”)左春芙赔麦，摆重八席三席，落干净字据，倘日后左春芙再没苗禾者，许左永主补赔，永无反复，口不为凭，立盗麦字为证。同治七年五月□□日立□字左永主+说合人：左永科+、侯梁智+、张洪顺+”。

同治年间的“盗麦字据”

　　从这张“盗麦字据”可知，149年前的1868年，当事人左永主因为偷盗自己同族人左春芙的十驼麦子被人抓住告知了乡约，左永主便邀请同村人左永科、侯梁智、张洪顺等人作证说合。作为偷盗人，左永主情愿赔偿失盗者左春芙十驼麦子，并出钱置办三桌“重八席”以谢乡邻，而且保证永不再犯，如果日后左春芙庄稼再遭盗窃，左永主都得赔偿。在“乡约”族长说合及事主的见证下，左永主写下了这张兼具惩罚和保证意味的“文书”，并签字画押。

　　在这份“文书”中，来先生特别注意到“乡约”二 字。从原文表述可看出“乡约”应为以“职务”代指的具体的人。那么，“乡约”究竟是一个什么“官”呢?

　　最近，一部叫《白鹿原》的电视剧热播，里面有族长白嘉轩、乡约鹿子霖、总乡约田福贤等人物。来先生查阅资料得知，作为一族之长的“族长”，是几千年中国农耕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度的代表人物。族长，也称“宗子”，族民为了自身或共同利益，一般会推举族内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者为族长，族长具有很大的宗法权力，宗族内部的管理和各项事务的主持一般都由族长担纲，小如家庭纠纷、婚丧嫁娶，大如祭祖、祠庙管理等事务。族长负责制订乡约，《白鹿原》的开场大戏就是由族长白嘉轩带领族人在祠堂集体诵读“乡约”的场景。

　　“乡约”一词，可以朴素地理解为约束乡邻，共守礼教。宋代，关中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吕大防对族人立下乡约“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后来的乡约直接承继于此，并刻石立碑，成为宗族人人共守的规则。“乡约”的执行者有强制措施，包括罚跪、罚款、罚粮、鞭挞、板打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乡约社会治理对基层的治安管理具备合理合法性，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状况相适应。

　　来先生说，在封建社会以及民国初期，族长都是官府承认的基层组织代理人，官府对于宗族事务中情节轻微的“细故”，一般仅在呈状上批令乡保、族长调处，大多民间纠纷在进入官府司法程序审理之前就已经在宗族内部依乡约调处息讼，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官府断案和宗族自治的双行道上保持内部和谐。民国之前的“乡约”就是“族长”的代名词。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民国政府改革地方政体，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作为基层的行政单位，仓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官员称“乡约”。《白鹿原》中，鹿子霖就是新政府任命的“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的“乡约”，从此后，“乡约”从规则制度成为基层官名。鹿子霖这个“乡约”也由此开始“蚕食”族长白嘉轩的统治权威。再到后来，农民协会的成立，“仁义白鹿村”的石碑和乡约石碑断裂，传统乡约便受到严重破坏。

　　来先生收藏的这张同治年间的乡约“盗麦字据”见证了封建社会基层宗族管理的一角。

　　“乡约”自治，是传统社会里流传下来的一份宝贵财富，如今我们的法院开庭之前先走调解程序，正是继承了先贤的聪明才智。“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仍是我们对乡土乡民乡约的一种传统乡村文化的向往和追求。

　　“盗麦字据”文书中，偷盗者左永主除赔偿被盗者麦子外，还要摆三桌重八席，才能落干净字据，而且还得保证被盗者家中永不失盗，才算完事。那么，“重八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宴席呢?

　　据来先生介绍，“重八席”是洪洞的传统宴席，已成为洪洞文化的一部分，它以师徒世代传承一直沿袭至今，据说最初是为了纪念伏羲在此创立先天八卦。也有传说晋文公逃难时遇杨莲公用“八八席”招待他，后二人成为八拜之交。还有一种传说，是说朱元璋当年在大槐树下移民使得洪洞一 带1230多个姓氏遍及华夏，他乡遇同乡，都是同根生。因朱元璋又名朱重八，在洪洞的民谣中这样唱道：“朱重八，朱重八，槐乡人在天涯;喜相逢，吃重八，百家姓里是一家。”也就是从洪武之后，洪洞“重八席”的筵席名字固定下来，有了“重逢席”“重逢喜”的含义。

　　“重八席”作为洪洞一道县级名宴，曾招待过康熙、慈禧。千百年来，不管是儿婚女嫁、父母寿诞、金榜题名、乔迁新居，“重八席”都作为最高规格的筵席款待亲朋好友和街坊四邻。

　　“重八席”席面考究，上菜顺序也极其讲究，客人入座，贵客上座，陪客旁座。“重八席”上席分为有头有尾的全席和无头无尾的单重八，头和尾外，中间部分基本相同。

　　头尾包括：四干、四鲜、四冷荤、四样点心。四干就是干果瓜子类，如葵花子、南瓜籽、花生、核桃、柿饼等，也可用糖块代替。四鲜就是果品类：苹果、香蕉、葡萄、橘子等。四冷荤就是四个凉拌菜或肉拼。四样点心是最后的主食，各种点心和饼干之类，也可以多种拼成四个。

　　“重八席”的菜肴，八大八小寓意富贵吉祥。菜肴包括八大碗、八小碗，大碗盛整鸡、整鱼、火腿、肘子等大菜，传统的菜肴有夹砂(炸红薯片夹肥肉装陶碗蒸熟撒白糖)、酥肉等，还有四个汤(鱿鱼汤、海参汤、肉丝汤、丸子汤、鸡蛋汤、醪糟汤、苜蓿汤、烧肚丝等等);八小碗主要盛小炒一类(如小炒肉丝、小炒莲菜丝、过油肉、红烧肉、拔丝山药等)，这才是一桌完整正宗的“重八席”。

　　由此可见，同治年间，乡村宗祠按“乡约”规定，对偷盗十驼麦子的窃贼处罚还是比较严厉的!这张“文书”尽管没有村名，但可看出是出自洪洞某个村子，对于研究当时的宗族文化、防盗文化、治安管理及洪洞名吃“重八席”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记者 孙宗林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