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的“伯乐”
王友明
那天,我们一帮子老战友分别从上海,山西太原、临汾,河北石家庄、沧州、廊坊、迁安、滦县等不同的地方出发,向河北省乐亭县聚集,看望分别42年的老首长高玺。
老首长高玺,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腰板依然挺得很直,凸显着曾经身为军人所具有的独特气质。我与他紧挨着坐在沙发上,说起了写作往事。
那些时光深处的印记,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清晰起来。
1971年初,新兵连集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临汾某部。老首长高玺看到我酷爱学习,便建议部队党委让我担任业余通讯报道员。
从此,我正经八百地踏上了苦乐相伴的笔耕之路。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
初爬格子时,还真是把我难为得不轻。
那时,白天不是军事训练,就是政治业务学习,每天夜里还要站两个小时的岗。可我的写作热情非常高涨,不顾一天繁忙后的疲倦,争分夺秒地学习与写作。
寒冷的冬夜,我钻进被窝里,蒙着头,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写作,经常是通宵达旦;炎热的夏夜,我就跑到猪圈旁的路灯下读书写作。刺鼻的臭味熏得头痛恶心,蚊虫叮咬得浑身起疙瘩,痛痒得心烦意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但我一直咬牙忍受着、坚持着,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过去了,劲没少费,苦没少吃,可寄出去的稿子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完璧归赵”,没有一篇被变成铅字的,哪怕是几个字也行啊!
这时,冷言冷语像一盆盆冰水,齐刷刷地向我的头上、身上浇来,砭人肌骨。
有的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有的说:“就他那点文化,还能写出好文章。”也有的说:“等着瞧吧,有他的好戏看。”
那阵子,面对冷嘲热讽,我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感到了迷惘和苦闷,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老首长高玺了解到情况后,找我谈心。他深情地说:“要干好一件事情,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有困难是正常的。有了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只要你有韧劲、有决心,就一定会克服困难,争取到胜利的。”
话语不多道理明,句句说在心窝里,一下子调动起了我的写作热情。很快,我的处女作《两车萝卜寄深情》发表于《临汾日报》,还在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至此,我填补了部队通讯报道工作的空白。
老首长高玺看我是个可塑之材,便向部队党委推荐,让我到石家庄某部参加为期两个半月的通讯报道培训班。
有一位同乡战友得知消息,立即找到首长,非要参加培训班不可,未被批准便迁怒于我,到处说三道四,指桑骂槐。临行前,我好心同他道别,他却以恶言相向。
坐在北上的火车上,想想入伍后一直情同手足的同乡战友,竟然因为我受到首长的器重,而变得如此冷漠。我的心痛得如针挑刀剜一般,大串大串的泪水沿着鼻尖滴落下来。
培训期间,我抽空给那位战友写了四封信,言辞恳切的程度令自己都感动不已。信寄出后,封封都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好不容易打通了几次电话,他也不接。这件事,对我形成了不小的打击,几次在梦中都是声泪俱下。
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被老首长高玺得知。他专门找那位同乡战友谈话,说明情况,化解误会。同时,还给我打电话,要求主动示好,团结友爱。
遵照老首长高玺的嘱咐,一回到部队,我就主动找到那位战友,在月光下,敞开心扉地交谈了近3个小时,终于化解了他对我的所有误会。我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睛里涌出热辣辣的泪水……
1974年秋,上级领导机关要求我必须根据目前形势,在两个月内完成5篇理论文章的见报任务。由于我的理论水平低,真有一种泰山压顶般的感觉。
正在不知所措时,老首长高玺来到了我的身边,拍着我的肩膀,微笑着说:“小王,不要怕,我和你一起来完成任务。”
听罢此言,我高兴地跳了起来:“首长,是真的吗?”
老首长高玺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真的。”
繁忙的工作之余,老首长高玺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起研究报道线索,一起撰写理论文章。一旦进入思考状态,他便微微闭住眼睛,右手夹着一根香烟,不时地深深地吸一口,再向空中喷出烟雾。在缭绕的烟雾里,一字字、一句句,如同山间溪水,从他的口中不断地涌出。每次都是这样,他口述,我记录,最后再由我整理润色。他的举动,时时拨动着我的心弦;他的思路,处处开启着我的心智。时间一长,我们便产生了心灵的共鸣,相互配合得十分默契。不到两个月,我们便合作发表了六篇理论性文章,有一篇文章还发表于《临汾日报》头版头条,超额完成任务,在部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那时候,交通极其不便,部队也只有炊事班才配有一辆自行车,且不允许外借。每寄送一篇稿件,我都要靠两只脚将那十来公里路量过去再量过来。顶风冒雨,披雪踏冰,是常有的事。老首长高玺看在眼里,爱在心里,经常让我骑着他家的自行车去寄送稿件。
1976年,由于通讯报道成绩突出,我提了干,成为一名军官。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经说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老首长高玺,是我生命中的“伯乐”。他的知遇之恩,我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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