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读《我的高考》有感

□ 陈正斌

　　每当看到金榜题名的学子手握大学录取通知书踏进大学校门，安永全的《我的高考》就反复在脑海里浮现。他的高考经历是我们那一代的佳话，也是现代学子的励志宝典，与我巧妙契合的高考经历让我多了几分人生慨叹。

　　我和安永全同是1960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所有本年度毕业生，根据学生家庭情况和平时成绩分配升学，不进行升学考试。大部分学生分配上了高中、师范、中专类学校，家住霍县（今霍州市）的安永全，从小聪明好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家庭和社会关系也好，幸运地分配至当地高中，却因生活困难不得不辍学。而我也因一些原因无缘升学。求知心切却阻于校园门外，对于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是残酷的。

　　接受命运的安排，随后安永全在运输公司当了搬运工，我在乡宁中学当了勤杂工，都是苦差事。《我的高考》中写道，他拉车一天可挣到四元钱，而我的工资是每月二十元。

　　萌生高考念头，缘于安永全在好友谢俊杰处得知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可以参加高考。机会再次来临，安永全铆足了劲儿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迎战高考。彼时，默默当勤杂工的我，也一边工作一边业余自学备考。具有戏剧性的是在高考那几天我和安永全近在咫尺，经历几近相似。考场安排在临汾一中，至今我仍记得排长队打饭、晚上睡在临汾一中教室的课桌上的情景。那几天，安永全应该也在临汾一中，《我的高考》文中未提此事，只是写他晚上曾睡在临汾一中操场边上。

　　《我的高考》写到当年高考作文题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安永全写他由于一时慌乱，写成《唱国歌时所想起的》，一字之差，全盘皆输。我记得当时是两个作文题，一是议论文《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一是记叙文《“五一”日记》，任选一题。写议论文有困难，但记叙文是我的强项。此次高考，安永全自认为考砸了，我自认为考好了，但结果都一样，我俩的那次高考均以黯然神伤落幕。令我对安永全敬佩的是，1963年高考特殊照顾同等学力的社会青年可以免试外语，我根据规定申请了免考，但安永全拒绝了这份关照，参加了当时的俄语考试，这既是一种例外，也是一种实力和底气的表现。

　　同龄人的经历大体接近，两个年轻人在相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经历过相似的命运安排，随后的选择却让我们的命运大相径庭。

　　高考落榜后，我也有心来年再试，但县教育局意欲安排我当小学教师，这正是我的愿望和理想。说句心里话，对于高考，一想那小山似的书本和汪洋般的题海，起早贪黑，不分昼夜，我是害怕那份苦的，于是放弃再考。

　　几十年过去了，读安永全的《我的高考》，感慨万千，最遗憾的是当年不该放弃高考。仅有的一次高考机会虽然失利，但那一段备考让我许多方面得到提升，特别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质的飞跃。如果思想坚定，不怕吃苦，再来一年，考上大学前景广阔，即便考不上，扎实的知识积累一生受用,也不影响我继续当教师。可是我在该奋斗的年纪，贪图一时安逸，做出错误选择，悔叹终生！

　　历史的巧合有时候让人震惊！1964年9月，同在这个时间，在我背着铺盖卷奔赴黄河岸边一个叫师家滩的村完小开启我的教师生涯时，安永全踏着意气风发的脚步走进了大学，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大学生。

　　两个同时被阻在高中大门外的少年，同时产生高考愿望的青年，乡宁唯一以社会青年同等学力参加高考的陈正斌，在黄河边上的“世外桃源”安身立命，霍县唯一以社会青年同等学力参加高考的安永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考上了大学。

　　1983年，安永全调任乡宁，任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我们有缘相识，深深为他的学识、风范和人格折服，并有幸被他赏识。1985年11月间，在他的好友、时任临汾市文联主席，也是我的好友谢俊杰的竭力推荐下，安永全将我由县教育局教研室调入县委宣传部任文教科副科长，由一名普通教研人员变为机关中层领导干部。那年《山西青年》杂志主编杨宗来乡宁，在县招待所，安永全热情地向杨主编介绍我是乡宁大作家，竭力为我在乡宁树形象。由此可见，安永全不仅能力过人、魄力过人，而且有情有义、肝胆相照。后来安永全调离乡宁，我始终感激他、敬佩他，也想念着他！

　　高考是座独木桥，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在20世纪六十年代，能通过的人微乎其微，在今天也是一样，不吃苦、怕吃苦，就不能有所作为。虽然我输了高考，错失了机会，但如果没有我后来在写作道路上的笔耕不辍、拼命奔波，我也不能结识市文联主席谢俊杰，那么我和安永全永远不会有交往，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发展和进步。人生道路有坎坷、也有坦途，机会永远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储备。

　　路在自己脚下，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说《我的高考》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写真，那安永全的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绝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