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忠延

　　走向文明的垂拱而治

　　襄汾县陶寺遗址对于上古时期的印证是多方面的，大量的出土器物，尤其是礼器都在说明社会阶层已很分明。那些王者大墓里面，陪葬着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既有生产用的工具，也有生活用的炊器、盛器、食器、酒器、饮器，还有大量的乐器、仪仗、装饰物和彩绘木器、彩绘陶器。各类器具相互配套，都有大致固定的摆放位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墓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蟠龙以红、白彩描绘，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部在盘底中心，整体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巨口张开，牙齿毕露，长舌前伸，状若禾穗。它是蛇、鳄等几种动物的综合体，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物，很可能是该部落的族徽。绘龙纹的陶盘烧制火候低，烧后绘彩，与其他绘彩陶器一样，仅是一种祭器。这很可能是象征王权的器物，与之类似的还有礼器玉琮、玉坠、玉瑗、玉钺、石钺，乐器特磬、鼍鼓、土鼓等。

　　据此，考古学家推断墓主人显然是集神、王、礼三权于一体的部落首领。再与那些小墓相比，数量众多，却空无一物，说明其时贫富分化明显，等级礼制已经出现。

　　面对陶寺遗址的发现，高纬认为，礼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宗族、宗法等级制度观念形态的集中体现，其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用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分配与再分配。它的成熟标志着城邦制国家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到来，由此看来当时的国家职能已趋于完备。

　　出土器物显示了社会的礼制秩序，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则需要有维护社会秩序的治世方略，这些只能去典籍史料查询。《易·系辞》记载：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尚书·武成》升华了这种说法，提出“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