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忠延

　　钦定历法推进农耕文明

　　确定了历法，又敬授民时，各部族掌握了农时节令，就能够把握播种的正确时日。这样一来，很快就改变了过去广种薄收、有种无收的落后状况。人们收获的粮食多了，就能吃饱肚子。历法堪称其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竺可桢先生曾说：四季之递嬗，中国知之极早，二至、二分，已见于《尚书·尧典》，即今日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黑研读了《尚书》，也有类似的认识，《中国的传统》一书中引用了他的看法：“这篇古代资料也告诉我们东南西北是与春、夏、秋、冬四季紧密相联系的。它们向森林里游牧的人民指出了什么样的运动能够保证良好的生存条件。由此得知四季的主宰就是生命的创造者。”历法的制定和传播，只是推进农耕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点那就是“教民稼穑”。《史记·周本纪》记有：“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初欲弃之，因名之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都，号曰后稷。”简要说，姜嫄出游时踩在巨人的脚印上而怀孕，生下孩子要抛弃，因而名为弃。弃长大后善于种庄稼，帝尧封他为农官教民种地，号为后稷。《说文解字》解释，稷为“五谷之长”，后来成为稻、麦、黍、菽等谷禾的代称。后为“施令以告四方”，后稷即主管农耕的官员。

　　这些简要的史料，很难说明帝尧时期农耕文明的状况，能够印证的还是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高天麟有关于《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的论文，从中可以看到，尧时期的主要农作物是谷子，陶寺人的食用植物占到70%，小米成分多于仰韶、龙山时期;生产工具有石头、木头、骨头三种材料制做，多数是石头的，其中石刀最多，样式就有八九种;而且贮存粮食的用具增多了，中、晚的圈足罐，最大的高达80.5厘米，可装近70公斤谷子。同时，贮存手段也先进了，圈足罐底部敷有石膏，明显是为了防潮湿。

　　从粮食的生产、储存状况，可以感知平阳一带发展较快，催化了国家雏形的形成。平阳及周边那些部落和部落联盟，逐渐演进为地方性的国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所写：“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的概念。”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夫而后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苏秉琦只是依据当代考古发现实证了典籍的记载。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来历。虽然这个“中国”还不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名称，只是地理格局的称谓，却为后来叫做“中国”提供了最好的名称。国家的雏形最初形成于平阳，即今日的临汾，这里堪称“中国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