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生成，如同一架机器，或一部车辆出厂，要运转必然会消耗能量。机器运行需要电力，汽车行驶需要油料，国家运转呢?无疑需要税收。那么。税收的起源在何时?回答是，帝尧时期。帝尧时期那么遥远，会有税收吗?

　　回答是，不必担忧，还真有税收。

　　这不是我的主观武断，而是历史学家研究的结论。就连马克思也不无这样的共识，他曾说：“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奶娘。”不过，在典籍里阅鉴，能够看到的不是税收，而是贡赋。对贡赋记载最集中的是《尚书·禹贡》。在阅读《禹贡》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贡”作一了解。《辞海》对贡的解释是：“古代常指把物品进献给天子”。《辞源》的解释是：“进献方物于朝廷”。二者解释大体相同，贡就是古代的税收，不过是以进贡的面目出现而已。由此可知，《禹贡》就是大禹亲手制定的贡赋。

　　大禹制定贡赋和帝尧有何关系?关系至殷。这从《尚书·禹贡》的内容可以读出，其内容大致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有关治理洪水的，另一部分是关于贡赋的。治理洪水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主要谈谈贡赋。但需要明确的是，洪水泛滥，大禹在前沿治水，而治水的总指挥却是帝尧。洪水消退，划定九州，夯实了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稳定，自然要依赖源源不断的贡赋。贡赋何来?《尚书·禹贡》的第二部分内容，说得很清楚，由各州上缴，而且“任土作贡”。切莫小看“任土作贡”，这是税收公平的良好开端。“任土作贡”，也就是根据各州土地的肥瘠状况制定出纳税的等级。

　　细细咀嚼《尚书·禹贡》，在“任土作贡”上主要进行了四个划分。首先是划分政区，其次是划分地域，再次是划分地貌，最后是划分土质。简而言之，国分九州，域分五服，地分三类，土分九级。

　　国分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

　　域分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

　　地分三类，即壤、坟和涂泥。

　　土分九级，即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上等包括：上上、上中、上下;中等包括：中上、中中、中下;下等包括：下上、下中、下下。总共九级。

　　这样划分的好处是责任明确，便于掌控，力求公平。划定九州，就是让各州头领明确责任范围，进而再下达该缴纳多少贡赋。先看各州之贡，由此看到的是横向公平，即能力相同的人缴纳同等贡赋。这里面对的虽然不是纳税人，而是各个州，但体现的是公平对待。

　　最为公平合理的当属区分“五百里甸服”纳赋。文中指出：“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縂，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帝都五百里内称作甸服，“百里赋纳縂”。“縂”是何物?《孔传》说是“禾稿曰縂，入之供食国马。”《孔疏》中解释与之相同，是让交连根拔除的禾粟。“二百里纳铚”，单纯说“铚”无法理解，《说文》解释“铚，获禾短镰也”。那要他们缴纳收割的短镰有何用?看来这是历史借用词义，无非是说割下的禾粟。“三百里纳秸服”，“秸服”似乎是带秆的禾粟。那与前面割下的禾粟岂不矛盾?不矛盾，那些禾粟还带着叶子，而这“秸服”是去掉叶子的。“四百里粟”，粟是没有脱壳的粟;“五百里米”，则是脱壳后的米。

　　可以看到越是离帝都近的地方，缴纳的东西越是繁杂;越远的地方，缴纳的东西越简单。这肯定是考虑到携带运送的方便与否，所谓公平合理恰在这里。为什么要百里以内缴纳完整的禾粟?养马作饲料是一种答案。我主观认为还要生火做饭，而枝干叶子及粟壳都可以做柴火。

　　如此看来，贡赋初始之际的“任土纳贡”就包含了公平合理的基因。合理性带来了可行性，中国的贡赋就这样在古平阳大步走来。缘此，帝尧时期的贡赋才能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发展，演进为当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别动力——税收。

　　（乔忠延）